言论禁忌是统一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方式之一。在儒家经典《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就有“造言之刑”，造言即“讹言惑众”，制裁以言惑众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建立后，统治者加强控制言论，文字狱、谏谤之祸、禁书焚书等不计其数。文字狱是统治者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断章取义，引申曲解，再罗织罪名，构成冤狱。中国古代社会进谏之风较盛，谏谤之祸也较多，主要原因在于进谏威胁到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独裁。禁书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控制言论、禁锢思想、围剿文化的主要手段。言论禁忌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强化文化专制的措施之一，用以束缚思想、剥夺言论自由的权力和抑制创造力。

文字狱是强化文化专制的重要措施，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如笔祸、诗狱（或诗案）、表笺祸、史狱（或史案）、书案、逆书案等。文字狱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而被崔杼杀掉。齐国史官记载这段历史时，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臣杀君或子女杀死父母为“弑”，这表明史官的态度。崔杼因而接连杀了两位直书“弑”字的史官。文字狱自此兴起，直至清朝光绪（1875－1908年）末年仍然存在，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文字狱最猖獗的是明初朱元璋朝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中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文字狱共计一百六十多次，仅乾隆朝就有一百三十多次。在这种高压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例如在北宋期间，国家长期积弱，到神宗朝（1068－1085年）国家社会危机四伏，遂起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变法与朝中旧党发生利益冲突，遂导致新旧党争。新旧党人于文字上痛下功夫，罗织罪名，构筑文字狱，以图一举打垮对方。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了涉及苏轼的乌台诗案。苏轼是北宋著名文人，也是旧党领袖。元丰二年他任职湖州时，写有《湖州谢上表》，其中有“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句。新党认为这是在讽刺变法派“新进”喜欢“生事”，是在谤讪讥骂，“侮慢”朝廷，于是由御史台的官员多次上疏弹劾苏轼，终于形成文字狱。苏轼被贬官，株连的还有黄庭坚、苏辙等29人。因这案由御史台经办，时称其为“乌台”，故此案有“乌台诗案”之称。苏轼号东坡居士，因此又称“东坡诗案”。乌台诗案是北宋党争的产物，对于苏轼个人来说，完全是因为诗文而引起的一场政治迫害。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粗暴干涉文化，无疑是知识分子的一大悲剧。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谏谤之祸不绝于书。从桀纣开始，即有拒谏诛忠的事件，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直臣诤臣因直言不讳、据理进谏而遭到打击报复以至杀身之祸。古代社会提倡君主纳谏和臣子进谏之风，但为何还会多有谏谤之祸？首先，进谏谤议触及君主的专断权力。进谏谤议者不乏有才干及品质正直的士人，他们与专制主义下刚愎自用、主观武断的君主无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的言行实际上是在质疑及冲击君主的绝对权威。君主纳谏最难，臣子进谏最险，“武战死，文谏死”，臣子向皇帝犯颜直谏，要冒杀身灭族的危险。即使进谏者抱着赤诚之心，都是挑战君主专断权力及地位，君主随时可打击进谏者。历史上进谏谤议者的悲剧也就一再上演。只有明君贤主才能容纳进谏谤议，但贤君少见，昏主多有，虚心纳谏的帝王不多，所以进谏谤议的祸事多有发生。

春秋时期著名的谏祸是吴王夫差杀伍子胥。伍子胥是楚国人，因受迫害逃往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谋臣。吴越两国交战，阖闾领兵伐越，受伤而死，夫差继位后，立志报仇，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并贿赂吴太宰伯嚭，蓄意复仇。伍子胥多次劝夫差乘胜灭越，力言“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但夫差不听伍子胥谏言，专力北上攻齐。夫差派他出使齐国，他将儿子托付给齐人鲍牧，夫差对他起疑心，伯嚭乘机进谗言。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刎。伍子胥心怀愤恨，临死时说：“我死之后，在我坟墓旁种上梓树，长大后好做棺材（意思是吴国必亡，到时候用得上）。将我的眼珠挖出来挂在国都东门上，让我亲眼看越王灭吴。”夫差听说后，命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套子内，扔到江中。九年后，吴被越所灭，夫差被俘，悔恨不听伍子胥言，自刭而死。伍子胥对夫差忠心耿耿，于国事深谋远虑，犯颜直谏，夫差却听信谗言，不辨是非，错杀忠良。

中国历代统治者经常禁止民间刊印、流布及阅读那些可能危及专制统治的书籍。这些书籍有的全部被禁，有的部分被禁，有的被焚、被毁，或被篡改。在清代，完全被禁之书称为全毁书，部分被禁之书称为抽毁书。禁书之举可以上溯至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商鞅提出焚毁《诗》、《书》，禁绝游说。自此至清末，历代统治者大都贯彻这政策。禁书做得最“出色”的，要算清代乾隆皇帝（1736－1795年）。乾隆下令在全国查缴应毁“禁书”，并在各省、府、州、县等地方官府设“收书局”，专责检查收缴各类“违碍禁书”。清朝统治者还借编书之机，篡改和焚毁危害政权的书籍。乾隆时期编辑的《四库全书》，前后历时十年，收书3,457种，75,000余卷。但在编辑过程中被销毁和禁绝的书籍就达2,400多种，被编入的书籍也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四库全书》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有“功魁罪首”之称。禁书是禁锢思想的重要举措，体现了王朝思想、种族意识和皇权观念，是王朝巩固专制统治的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