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禁忌是統一思想、維護專制統治的方式之一。在儒家經典《周禮‧地官‧大司徒》中就有「造言之刑」，造言即「訛言惑眾」，制裁以言惑眾者。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建立後，統治者加強控制言論，文字獄、諫謗之禍、禁書焚書等不計其數。文字獄是統治者故意從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斷章取義，引申曲解，再羅織罪名，構成冤獄。中國古代社會進諫之風較盛，諫謗之禍也較多，主要原因在於進諫威脅到君主的絕對權威和獨裁。禁書也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控制言論、禁錮思想、圍剿文化的主要手段。言論禁忌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強化文化專制的措施之一，用以束縛思想、剝奪言論自由的權力和抑制創造力。

文字獄是強化文化專制的重要措施，因時代不同而有不同的稱呼，如筆禍、詩獄（或詩案）、表箋禍、史獄（或史案）、書案、逆書案等。文字獄最早出現在春秋時期的魯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而被崔杼殺掉。齊國史官記載這段歷史時，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臣殺君或子女殺死父母為「弒」，這表明史官的態度。崔杼因而接連殺了兩位直書「弒」字的史官。文字獄自此興起，直至清朝光緒（1875－1908年）末年仍然存在，與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相始終。文字獄最猖獗的是明初朱元璋朝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中康熙、雍正與乾隆三朝文字獄共計一百六十多次，僅乾隆朝就有一百三十多次。在這種高壓文化政策下，知識分子噤若寒蟬。

例如在北宋期間，國家長期積弱，到神宗朝（1068－1085年）國家社會危機四伏，遂起用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是新黨的領袖，變法與朝中舊黨發生利益衝突，遂導致新舊黨爭。新舊黨人於文字上痛下功夫，羅織罪名，構築文字獄，以圖一舉打垮對方。元豐二年（1079年），發生了涉及蘇軾的烏台詩案。蘇軾是北宋著名文人，也是舊黨領袖。元豐二年他任職湖州時，寫有《湖州謝上表》，其中有「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一句。新黨認為這是在諷刺變法派「新進」喜歡「生事」，是在謗訕譏罵，「侮慢」朝廷，於是由御史台的官員多次上疏彈劾蘇軾，終於形成文字獄。蘇軾被貶官，株連的還有黃庭堅、蘇轍等29人。因這案由御史台經辦，時稱其為「烏台」，故此案有「烏台詩案」之稱。蘇軾號東坡居士，因此又稱「東坡詩案」。烏台詩案是北宋黨爭的產物，對於蘇軾個人來說，完全是因為詩文而引起的一場政治迫害。中國古代政治權力粗暴干涉文化，無疑是知識分子的一大悲劇。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諫謗之禍不絕於書。從桀紂開始，即有拒諫誅忠的事件，以後歷朝歷代都有直臣諍臣因直言不諱、據理進諫而遭到打擊報復以至殺身之禍。古代社會提倡君主納諫和臣子進諫之風，但為何還會多有諫謗之禍？首先，進諫謗議觸及君主的專斷權力。進諫謗議者不乏有才幹及品質正直的士人，他們與專制主義下剛愎自用、主觀武斷的君主無可避免地發生衝突，因為他們的言行實際上是在質疑及衝擊君主的絕對權威。君主納諫最難，臣子進諫最險，「武戰死，文諫死」，臣子向皇帝犯顏直諫，要冒殺身滅族的危險。即使進諫者抱着赤誠之心，都是挑戰君主專斷權力及地位，君主隨時可打擊進諫者。歷史上進諫謗議者的悲劇也就一再上演。只有明君賢主才能容納進諫謗議，但賢君少見，昏主多有，虛心納諫的帝王不多，所以進諫謗議的禍事多有發生。

春秋時期著名的諫禍是吳王夫差殺伍子胥。伍子胥是楚國人，因受迫害逃往吳國，成為吳王闔閭的謀臣。吳越兩國交戰，闔閭領兵伐越，受傷而死，夫差繼位後，立志報仇，大敗越國。越王勾踐臥薪嘗膽，並賄賂吳太宰伯嚭，蓄意復仇。伍子胥多次勸夫差乘勝滅越，力言「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但夫差不聽伍子胥諫言，專力北上攻齊。夫差派他出使齊國，他將兒子託付給齊人鮑牧，夫差對他起疑心，伯嚭乘機進讒言。夫差賜劍命伍子胥自刎。伍子胥心懷憤恨，臨死時說：「我死之後，在我墳墓旁種上梓樹，長大後好做棺材（意思是吳國必亡，到時候用得上）。將我的眼珠挖出來掛在國都東門上，讓我親眼看越王滅吳。」夫差聽說後，命把伍子胥的屍體裝在皮套子內，扔到江中。九年後，吳被越所滅，夫差被俘，悔恨不聽伍子胥言，自剄而死。伍子胥對夫差忠心耿耿，於國事深謀遠慮，犯顏直諫，夫差卻聽信讒言，不辨是非，錯殺忠良。

中國歷代統治者經常禁止民間刊印、流布及閱讀那些可能危及專制統治的書籍。這些書籍有的全部被禁，有的部分被禁，有的被焚、被毀，或被篡改。在清代，完全被禁之書稱為全毀書，部分被禁之書稱為抽毀書。禁書之舉可以上溯至戰國時代秦國商鞅變法時期。商鞅提出焚毁《詩》、《書》，禁絕游說。自此至清末，歷代統治者大都貫徹這政策。禁書做得最「出色」的，要算清代乾隆皇帝（1736－1795年）。乾隆下令在全國查繳應毀「禁書」，並在各省、府、州、縣等地方官府設「收書局」，專責檢查收繳各類「違礙禁書」。清朝統治者還藉編書之機，篡改和焚毁危害政權的書籍。乾隆時期編輯的《四庫全書》，前後歷時十年，收書3,457種，75,000餘卷。但在編輯過程中被銷毀和禁絕的書籍就達2,400多種，被編入的書籍也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四庫全書》在中國圖書事業史上有「功魁罪首」之稱。禁書是禁錮思想的重要舉措，體現了王朝思想、種族意識和皇權觀念，是王朝鞏固專制統治的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