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控制及奴化思想，达到控制臣民及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是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且惯用的手法。控制臣民思想，就是韩非所说的“禁其言”、“禁其心”，即扼杀人的精神活动，泯灭人的思想自由。思想钳制的方式各有不同，加强学术专制、垄断学术思想即为其一。排斥“异端”思想也是思想钳制的重要方法。统治者还制订了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礼教思想来桎梏臣民，这对人性的摧残更大、更深。

加强学术专制、垄断学术思想是文化专制的重要体现。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思想仍具很大影响力。西汉统一后，汉武帝进一步统一学术思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根据《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建议将不属于《六经》和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这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符合汉武帝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于是他接受董仲舒的主张，在太学设五经博士，以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学作为标准。从此，儒家学说从一般学说中超升出来，成为正统思想，奠定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家独尊的局面，并且深深地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南宋秦桧当权时发起学禁，所禁学术有两类，一类是私史（野史）。宋人喜好作野史（笔记之类），宋室南渡之际，野史笔记记录徽宗禅位、靖康之难、绍兴和议等重大事件，朝廷认为这些记录损害徽宗、钦宗、高宗及秦桧形象，因而禁止民间私作野史。另一类是程朱之学。南宋学禁是政治斗争的产物，由此可见政治对文化学术发展的钳制作用。

为了控制思想，古代统治者往往独尊一术，立为正统思想，凡是与正统思想相异的思想学说，统统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加以取缔。周朝已有制裁“异端邪说”的法规，《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记载设置“乡八刑”的刑法，其中有“造言之刑”，造言即“讹言惑众”。东汉初年，统治者提倡谶纬神学，施政决策都以谶纬为据。桓谭、王充等人著书立说批驳谶纬之学，与谶纬神学展开激烈论争。王充《论衡》锋芒直指谶纬神学，被当时统治者视为离经叛道的“异书”。宋代、明代均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而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惊世骇俗之论向理学提出挑战，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学说，著作被禁、书院被毁、弟子受迫害。类似事件历史上不绝于书。为了麻痹及愚弄子民思想，古代统治者每每将进步的思想及科学技术都视为异端邪说。禁邪说以正人心，使人们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自由的学术思想，成为驯服的臣民。

明代，王阳明继承了宋代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创立与程朱之学相异的“心学”，又称“良知之学”。这学说认为天地万物之理皆存于良知，“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每个人都具备良知。王学主要以讲学来传播，弟子遍布大江南北。王学流行后，被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明世宗下诏禁革王学，禁其著作、禁其讲学、毁其书院，其借口是禁邪说以正人心。王阳明的著名弟子李贽非常鄙视程朱理学、传统意识及世俗观念，他所著的《焚书》及《藏书》有许多被视为离经叛道、惊骇世俗之论。他驳斥道学家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痛恨“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假道学与伪君子；高度评价被卫道之士视为“诲盗”之书的《水浒传》；不顾世俗偏见，招收女弟子。李贽的言行被统治者视为荒谬不经、蛊惑人心，以“大坏风化”、“宣淫”等罪名迫害。李贽最终被捕，死于狱中，其著作也遭禁毁。王学之禁是明代学禁中最严重事件。实际上，王学只是有别于明代统治者所尊崇的正统儒术——程朱之学。但在统治者看来，王阳明及李贽的学说以及王学传播迅速，严重威胁明太祖以来对学术与人心的控制，所以视之为异端并严加压制。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来华，掀起另一次传教热潮。西方传教士除传教外，还带来西方比较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与清廷守旧势力发生冲突。在1659—1669年间，清政府内部围绕天文历法问题，爆发了一场持续10年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由杨光先指控汤若望编制历书写有“依西洋历法”字句引起，后杨光先又以利类思《天学传概》一书，控告汤若望等人“逆谋不轨”、“邪说惑众”，清初新旧历法之争终于酿成大狱。汤若望被免去钦天监正职务，由杨光先取代。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被斩首，散居各地的耶稣会士则被押往澳门。杨光先打倒汤若望、废弃《时宪历》后，由于他不懂历法，“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术”，只好恢复使用已过时的《大统历》及回回历法。康熙七年（1668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书指责杨光先、吴明烜的历法不合天象，后经验证属实，朝廷遂彻底废除《大统历》，重新起用《时宪历》。这场天文历法之争反映出清政府对外来宗教和科学知识的态度，即为了维护和巩固君主专制统治，而排斥西方先进科技知识。

礼教桎梏是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礼”文化非常发达，历代统治者都将“礼”作为重要统治手段。“礼”的根本是“分”和“别”，即分贵贱，别等级。“礼”在历代统治者推动下，由行为规范发展为思想藩篱，再发展为一套严密完备的统治理论。董仲舒改造原始孔孟儒学，提出“三纲五常”说，成为其后社会上重要的道德标准。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根据“阳尊阴卑”的道理，阴者必须绝对服从阳者。他进而提出“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提纲的总绳。为纲，就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说：“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三纲五常”展示了一个严密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都是这关系网的一部分。在这个关系网中，每个人都只是从属物，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其核心就是将人作为工具。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以“三纲五常”来维护等级制度，巩固专制统治。存天理、灭人欲是中国古代礼教的主要内容。《礼记》就提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何谓“天理”？“天理”就是“礼”，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求子民尊“礼”、崇“礼”，泯灭个人私欲，言行皆须符合“礼”的规范。宋明理学对这思想作了极致的发挥。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肯定专制集权的秩序，给人们套上无形的精神枷锁，是对人性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