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控制及奴化思想，達到控制臣民及維護專制統治的目的，是中國古代統治者重視且慣用的手法。控制臣民思想，就是韓非所說的「禁其言」、「禁其心」，即扼殺人的精神活動，泯滅人的思想自由。思想鉗制的方式各有不同，加強學術專制、壟斷學術思想即為其一。排斥「異端」思想也是思想鉗制的重要方法。統治者還制訂了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欲」等禮教思想來桎梏臣民，這對人性的摧殘更大、更深。

加強學術專制、壟斷學術思想是文化專制的重要體現。西漢以前，諸子百家思想仍具很大影響力。西漢統一後，漢武帝進一步統一學術思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根據《春秋》的大一統思想，建議將不屬於《六經》和不合於孔子的學說，一概廢絕不用，專用儒術。這種「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符合漢武帝統一思想、加強中央集權制度的需要，於是他接受董仲舒的主張，在太學設五經博士，以儒家經典教育貴族子弟，選拔官吏也以儒學作為標準。從此，儒家學說從一般學說中超升出來，成為正統思想，奠定了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家獨尊的局面，並且深深地影響到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南宋秦檜當權時發起學禁，所禁學術有兩類，一類是私史（野史）。宋人喜好作野史（筆記之類），宋室南渡之際，野史筆記記錄徽宗禪位、靖康之難、紹興和議等重大事件，朝廷認為這些記錄損害徽宗、欽宗、高宗及秦檜形象，因而禁止民間私作野史。另一類是程朱之學。南宋學禁是政治鬥爭的產物，由此可見政治對文化學術發展的鉗制作用。

為了控制思想，古代統治者往往獨尊一術，立為正統思想，凡是與正統思想相異的思想學說，統統被視為異端邪說而加以取締。周朝已有制裁「異端邪說」的法規，《周禮‧地官‧大司徒》中記載設置「鄉八刑」的刑法，其中有「造言之刑」，造言即「訛言惑眾」。東漢初年，統治者提倡讖緯神學，施政決策都以讖緯為據。桓譚、王充等人著書立說批駁讖緯之學，與讖緯神學展開激烈論爭。王充《論衡》鋒芒直指讖緯神學，被當時統治者視為離經叛道的「異書」。宋代、明代均以程朱理學為正統思想，而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驚世駭俗之論向理學提出挑戰，被視為離經叛道的異端學說，著作被禁、書院被毀、弟子受迫害。類似事件歷史上不絕於書。為了麻痺及愚弄子民思想，古代統治者每每將進步的思想及科學技術都視為異端邪說。禁邪說以正人心，使人們沒有自己的思考，沒有自由的學術思想，成為馴服的臣民。

明代，王陽明繼承了宋代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創立與程朱之學相異的「心學」，又稱「良知之學」。這學說認為天地萬物之理皆存於良知，「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每個人都具備良知。王學主要以講學來傳播，弟子遍布大江南北。王學流行後，被統治者視為「異端」邪說，明世宗下詔禁革王學，禁其著作、禁其講學、毀其書院，其藉口是禁邪說以正人心。王陽明的著名弟子李贄非常鄙視程朱理學、傳統意識及世俗觀念，他所著的《焚書》及《藏書》有許多被視為離經叛道、驚駭世俗之論。他駁斥道學家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痛恨「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的假道學與偽君子；高度評價被衞道之士視為「誨盜」之書的《水滸傳》；不顧世俗偏見，招收女弟子。李贄的言行被統治者視為荒謬不經、蠱惑人心，以「大壞風化」、「宣淫」等罪名迫害。李贄最終被捕，死於獄中，其著作也遭禁毀。王學之禁是明代學禁中最嚴重事件。實際上，王學只是有別於明代統治者所尊崇的正統儒術——程朱之學。但在統治者看來，王陽明及李贄的學說以及王學傳播迅速，嚴重威脅明太祖以來對學術與人心的控制，所以視之為異端並嚴加壓制。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來華，掀起另一次傳教熱潮。西方傳教士除傳教外，還帶來西方比較先進的天文曆法知識，與清廷守舊勢力發生衝突。在1659—1669年間，清政府內部圍繞天文曆法問題，爆發了一場持續10年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由楊光先指控湯若望編製曆書寫有「依西洋曆法」字句引起，後楊光先又以利類思《天學傳概》一書，控告湯若望等人「逆謀不軌」、「邪說惑眾」，清初新舊曆法之爭終於釀成大獄。湯若望被免去欽天監正職務，由楊光先取代。李祖白等五名欽天監官員被斬首，散居各地的耶穌會士則被押往澳門。楊光先打倒湯若望、廢棄《時憲曆》後，由於他不懂曆法，「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術」，只好恢復使用已過時的《大統曆》及回回曆法。康熙七年（1668年），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上書指責楊光先、吳明烜的曆法不合天象，後經驗證屬實，朝廷遂徹底廢除《大統曆》，重新起用《時憲曆》。這場天文曆法之爭反映出清政府對外來宗教和科學知識的態度，即為了維護和鞏固君主專制統治，而排斥西方先進科技知識。

禮教桎梏是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重要內容。中國古代「禮」文化非常發達，歷代統治者都將「禮」作為重要統治手段。「禮」的根本是「分」和「別」，即分貴賤，別等級。「禮」在歷代統治者推動下，由行為規範發展為思想藩籬，再發展為一套嚴密完備的統治理論。董仲舒改造原始孔孟儒學，提出「三綱五常」說，成為其後社會上重要的道德標準。董仲舒根據陰陽五行學說，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父、夫為陽，臣、子、妻為陰，根據「陽尊陰卑」的道理，陰者必須絕對服從陽者。他進而提出「三綱」說，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是提綱的總繩。為綱，就是居於主要或支配地位。五常指仁、義、禮、智、信。董仲舒說：「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三綱五常」展示了一個嚴密的社會關係網，每個人都是這關係網的一部分。在這個關係網中，每個人都只是從屬物，沒有獨立的價值和地位，其核心就是將人作為工具。在中國古代，統治者以「三綱五常」來維護等級制度，鞏固專制統治。存天理、滅人欲是中國古代禮教的主要內容。《禮記》就提出「天理」與「人欲」的對立，主張存天理、滅人欲。何謂「天理」？「天理」就是「禮」，存天理、滅人欲就是要求子民尊「禮」、崇「禮」，泯滅個人私慾，言行皆須符合「禮」的規範。宋明理學對這思想作了極致的發揮。存天理、滅人欲實質上是肯定專制集權的秩序，給人們套上無形的精神枷鎖，是對人性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