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制起源甚早，夏、商及西周已有谏祸。春秋时期，商鞅厉行变法，提出焚毁《诗》、《书》，彰明法令，禁绝游说，这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专制事件。法家为文化专制之祖。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继承及发展这种学说，更提出言轨于法、以吏为师，为禁绝百家学说，实行文化专制以维护君主集权提出实行方案。真正将韩非学说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政体的缔造者秦始皇。秦始皇以法家学说作为治国方针，严格控制思想，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私学“相与非法教，率群下以造谤”，因此规定学校由官府包办，严禁私学，在学人员一律“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禁授《诗》、《书》及百家语。这种粗暴的压制手段，毁坏大量珍贵文化典籍，影响更深远的是，扼杀自春秋中叶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自由学术精神，“焚书坑儒”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浩劫。汉武帝则采纳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奠定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统治地位。先秦两汉是文化专制的兴起时期，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以后朝代的文化专制起了示范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之秋，但学术文化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汉盛行的经学黯然消退，文学、史学、玄学、佛学等领域开始形成新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的新发展难免与统治者的文化专制相冲突，因而发生谏祸、史祸与诗祸等事件。这时期较严重的史祸有桓温阉割《晋阳秋》、苻坚禁毁《起居注》、崔浩《国书》惨案等事件。南北朝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不少儒士都从不同角度攻击佛教和佞佛狂潮，指责佛教泛滥成灾，对国计民生、人心风俗造成严重危害。道教信徒也排斥佛教，也有君主以寺院经济坐大，威胁王朝统治为由对佛教予以打击，酿成排佛之祸。分析魏晋时期的文化专制时，不难看出，当文化领域出现新兴事物，都会引起统治者的警惕，只要是对专制统治不利的事物，他们都会加以压制和扼杀。

隋唐两宋时期是文化专制的兴盛阶段，除了谏谤之祸、诗词文祸、学禁书禁等事件频繁之外，还体现在如下三方面：一、实行科举制度后，统治者以科举为手段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这体现在科考内容方面。隋唐时，科举考试除儒学外，还有书学、算学、律学等内容，但到宋代，儒家经典成为唯一的考试内容，科举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功能大大加强。二、宋代党争激烈且频繁，北宋时党争因变法而生，南宋的党争是由与金议和而起，朝上各派文官互相攻讦。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及《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的编纂，尽管对促进文化的积累与传播有重大贡献及积极影响，但这些工作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埋头故纸堆中，用功于搜集、辑佚、校勘，不问世事。这无疑有利于皇权控制思想，在文化专制方面的效用无可怀疑。

中国古代文化专制发展至明清两代，达到鼎盛阶段。这阶段文化专制的特点是文忌多、文祸惨、株连广，对知识分子迫害的残酷程度，远超历朝。如明太祖朱元璋以文入罪滥杀士人，死者多达十数万。明初各地官员给皇帝的贺表，多由教官代笔书写。本来这些贺表都是谀扬之词，但朱元璋却疑忌生风，因贺表中的字词犯了自己的忌讳，便大开杀戒，几乎将天下的教官杀光了。清朝统治者对触犯文禁的人，即使是早已入土为安的死人，也要开棺戮尸，甚至罪及子孙、族人、亲友和门生。一桩文字狱案往往牵连七八省，诛杀数百人，从发案到最后结束，拖延数十年，酿成空前的灾难和恐怖。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就发生一百六十多宗文字狱，持续一百多年。频繁的文字狱及残酷的文化专制手段，是明清时期中央集权政体发展至顶点的结果。在文化专制的刀锋下，知识分子不敢谈论时事，不问政治，“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终日埋头儒家经典，重训诂、审音义，考证典章制度，“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以致思想文化界死气沉沉。难怪清末诗人龚自珍有“万马齐喑究可哀”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