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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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建議將儒學定於一尊,《漢書‧董仲舒傳》對此有詳細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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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專制起源甚早,夏、商及西周已有諫禍。春秋時期,商鞅厲行變法,提出焚毁《詩》、《書》,彰明法令,禁絕游說,這是先秦時期重要的文化專制事件。法家為文化專制之祖。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韓非繼承及發展這種學說,更提出言軌於法、以吏為師,為禁絕百家學說,實行文化專制以維護君主集權提出實行方案。真正將韓非學說付諸實踐的,是中國歷史上首個中央集權政體的締造者秦始皇。秦始皇以法家學說作為治國方針,嚴格控制思想,認為以儒學為代表的私學「相與非法教,率群下以造謗」,因此規定學校由官府包辦,嚴禁私學,在學人員一律「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禁授《詩》、《書》及百家語。這種粗暴的壓制手段,毀壞大量珍貴文化典籍,影響更深遠的是,扼殺自春秋中葉以來百家爭鳴所形成的自由學術精神,「焚書坑儒」更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大浩劫。漢武帝則採納儒家學者董仲舒的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奠定儒學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統治地位。先秦兩漢是文化專制的興起時期,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是巨大的,對以後朝代的文化專制起了示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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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

古代指禮(禮儀)、樂(音樂)、射(射箭)、御(駕車)、書(識字)、數(計算)等六種科目,另一說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儒家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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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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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亂世之秋,但學術文化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兩漢盛行的經學黯然消退,文學、史學、玄學、佛學等領域開始形成新的學術風氣。學術文化的新發展難免與統治者的文化專制相衝突,因而發生諫禍、史禍與詩禍等事件。這時期較嚴重的史禍有桓溫閹割《晉陽秋》苻堅禁毀《起居注》崔浩《國書》慘案等事件。南北朝統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不少儒士都從不同角度攻擊佛教和佞佛狂潮,指責佛教氾濫成災,對國計民生、人心風俗造成嚴重危害。道教信徒也排斥佛教,也有君主以寺院經濟坐大,威脅王朝統治為由對佛教予以打擊,釀成排佛之禍。分析魏晉時期的文化專制時,不難看出,當文化領域出現新興事物,都會引起統治者的警惕,只要是對專制統治不利的事物,他們都會加以壓制和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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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溫閹割《晉陽秋》

東晉中葉,桓溫當權,為東晉王朝的實際統治者。公元369年,桓溫率軍與前燕在枋頭(今河南淇縣東南)作戰,大敗。其部下參軍孫盛著《晉陽秋》一書,如實記錄了枋頭兵敗的過程,為此惹惱桓溫。孫盛的兒子受桓溫威脅,被迫瞞着其父刪改《晉陽秋》。一部有價值的史書因桓溫而被閹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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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堅禁毀《起居注》

苻堅是前秦一位有作為的國主,但因他的生母苟太后年輕守寡,跟將軍李威有曖昧關係,致使他本人血緣不明。對此苻堅有所聞知,他不顧制度強行調閱史官所修《起居注》,果然看到關於苟太后和李威隱秘關係的記錄。於是惱羞成怒,把這些最原始的史料記錄燒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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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國書》慘案

崔浩出身北魏名門,官爵顯赫。《國書》慘案的背景是北魏鮮卑貴族對漢族士人的防範和打擊。太武帝時,崔浩奉命負責編修國史,是為《國書》。書成後,在著作令史閔堪、郤標等人的慫恿下,崔浩將《國書》全文刻石立碑,結果招來權貴們的攻擊,崔浩因此被殺。

隋唐兩宋時期是文化專制的興盛階段,除了諫謗之禍、詩詞文禍、學禁書禁等事件頻繁之外,還體現在如下三方面:一、實行科舉制度後,統治者以科舉為手段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控制,這體現在科考內容方面。隋唐時,科舉考試除儒學外,還有書學、算學、律學等內容,但到宋代,儒家經典成為唯一的考試內容,科舉制度為專制皇權服務的功能大大加強。二、宋代黨爭激烈且頻繁,北宋時黨爭因變法而生,南宋的黨爭是由與金議和而起,朝上各派文官互相攻訐。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及《冊府元龜》等大型類書的編纂,儘管對促進文化的積累與傳播有重大貢獻及積極影響,但這些工作吸引大批知識分子埋頭故紙堆中,用功於搜集、輯佚、校勘,不問世事。這無疑有利於皇權控制思想,在文化專制方面的效用無可懷疑。

 

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發展至明清兩代,達到鼎盛階段。這階段文化專制的特點是文忌多、文禍慘、株連廣,對知識分子迫害的殘酷程度,遠超歷朝。如明太祖朱元璋以文入罪濫殺士人,死者多達十數萬。明初各地官員給皇帝的賀表,多由教官代筆書寫。本來這些賀表都是諛揚之詞,但朱元璋卻疑忌生風,因賀表中的字詞犯了自己的忌諱,便大開殺戒,幾乎將天下的教官殺光了。清朝統治者對觸犯文禁的人,即使是早已入土為安的死人,也要開棺戮屍,甚至罪及子孫、族人、親友和門生。一樁文字獄案往往牽連七八省,誅殺數百人,從發案到最後結束,拖延數十年,釀成空前的災難和恐怖。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就發生一百六十多宗文字獄,持續一百多年。頻繁的文字獄及殘酷的文化專制手段,是明清時期中央集權政體發展至頂點的結果。在文化專制的刀鋒下,知識分子不敢談論時事,不問政治,「不以字跡與人交往,無用稿紙亦必焚毁」。終日埋頭儒家經典,重訓詁、審音義,考證典章制度,「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以致思想文化界死氣沉沉。難怪清末詩人龔自珍有「萬馬齊喑究可哀」之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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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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