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家、伦理学家与中国圣贤一样，都十分重视诚信之道。究竟西方人眼中的诚信之道是怎样的，这与中国的诚信之道有何不同？西方哲贤对诚信之道的诠释，并不像中国儒家经典般有条理和系统。现主要挑选出几位较具代表性的西方哲贤，谈谈他们眼中的诚信之道。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人类如果只会讥讽而不务实，这是一种不足；而言过其行，名过其实，这又是一种虚夸。所以，他在《尼可马克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一书中提出“信实是虚夸和讥讽的中道”，并肯定只有既不过誉亦非不足的中道之信实，才是一种美德。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主张以诚实的态度对待生命。他指出“生命既不是受苦，也不是欢乐，生命只是我们必须做的事业。我们必须诚实经营这事业，直到生命终结。”所以，我们在生命历程中，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英国著名诗人、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认为诚信是最能使人安心的东西。而美国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外交家班哲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进一步认为人与人之间和人生中最重要的幸福，莫过于真实、诚意和廉洁。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从来最有能力的人，都是有坦白直爽的行为、信实不欺的名誉。”

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更具体强调朋友、夫妻、父子和同伴之间要以诚相待、肝胆相照。她曾说过：“两个灵魂结合一起，在彼此的工作、成就与不幸中互相支援，直到最后告别的静默时刻降临，这是何等美妙的事。”

希腊著名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对政治的诚信十分重视，他认为国家起源于自由人的“共同协定”，所以诚实地遵守这一项协定是人们的义务。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吉诺维希充分肯定诚信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信任是国家唯一的支撑物，也是国家稳定的维持物。”

美国著名学者佛兰克林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诚信是一种工具，而信用就是金钱，他说过：“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一个人把他的金钱放在我这里，逾期不取回，那就将利息或者在那段时间用这笔钱可以得到的一切给了我。只要一个人信用好、信誉高，并且善于用钱，这种所得的总额就相当可观。”这就是说，信用是一种能为人们带来物质财富的精神资源。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充分发挥这种无形资产的社会功能。

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充分肯定诚信在商业社会中的作用，指出“大商店的老板是珍惜自己的声誉。假如他们出售劣等的掺假的货物，最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大零售商在自己的买卖里投下大宗资本，骗局一旦被识破，就要丧失信用，遭受破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伦理道德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支持性资源”。

中西思想家均肯定诚信之道是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秩序的基础，并肯定诚信的基本含义都是诚实不欺。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方在诚信之道上，也有不同之处：中国人的诚信之道建立在“原善说”的基础之上，儒家认为人类生而具有善性，具有仁爱的“良心”，只要通过自身修养即可求得诚信之道，认为诚信源于人类的“良知”。西方的诚信之道则是建立在“原罪说”的基础之上，基督教认为人类生而有罪，所以种种灾难随着原罪而来到人间。因此，只有相信上帝是万物的终极真理，是至善的化身，是人类道德的最终根源，相信只有上帝会赎人类的罪，拯救人类的灵魂，人类才能求得至善和幸福。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认为，我们“只有照着信心而生活，而且我们只能够这样做，以我们的信心与祈祷，盼望那给我们以信心之上帝会帮助我们。”他认为信仰源于神。奥古斯丁以《圣经》中的“诚信即智慧”为根据，宣称信仰既高于理性，也高于知识，只有信仰才能给人类以真理，使人类道德完善。

中国人所讲的诚信主要是一种“身份”伦理，而西方人所讲的诚信则是一种“契约”伦理。在古代中国自然经济社会里，主要是在家族、部落和村镇等狭小的范围内讲诚信，这是身份网络中的一种宗法亲情伦理。主要要求臣民对君主的忠诚，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完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彼此人格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如果臣民、子女、妻妾试图摆脱这种依附关系，就会受到家族和国家的严厉惩罚，以至死刑。

西方的诚信之道则是随着商品与货币经济的发展，提出的一种互利互惠的契约伦理。西方社会契约论者皆把诚信视为人的一种承诺、履约的道德法则，把道德与法治结合起来。西方学者格劳修斯（Hugo Grotius）指出守约是人的本性，人们订立契约，就会产生民法。他认为“有约必践”、“有罪必罚”。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从人性自私论出发，认为人生来是自私的，只会维护自己之利益。人类必须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由国家以法律指导人民的行为，以谋求共同利益。为了保证利益的实现，就必须履行已订立的契约。他进一步认为守约为正义之源，无契约即无正义，有约而不遵行即为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