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世界各地，失信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信用危机，影响经济发展，扰乱生活秩序。例如，在中国内地，有些政府官员欺上瞒下，贪污情况严重。在商业交易中，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商家对顾客态度冷漠敷衍、虚假广告、毁合约、作假帐的现象相当普遍。在香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也发生过不少惊人的贪污案件，如“葛柏案”、“律政高官受贿案”、“圆洲角短桩丑闻”，至于街头行骗、盗窃、信用卡赖帐等现象俯拾皆是。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现代人虽利用科技创造了物质财富，但自己反被物质财富所奴役。现代人每天营营役役，为的是赚多点钱，以提高生活水准和物质享受，但道德价值观念却开始失落。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思想的冲击下，现代人普遍认为见利忘义、投机取巧比中国传统美德如诚信、刻苦、勤奋更为重要，社会崇尚金钱、权力，以此作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反观人类的精神世界、生命价值、崇高理想、道德情操则被逐渐遗忘。当现代人意识到自己可以积极争取权利和利益时，却错误地认为自由就是无规定和不受约束地为所欲为，因此人们往往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将道德规范、承诺信誉、合约法律置诸度外，作出种种自私行为。例如中国内地的经济开始急促发展，但信用制度、市场规则尚未健全，于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人就会钻制度、法律不完备、执法不严的空子，不讲信用，形成现今种种“见利忘信”的现象。面对现今社会的诚信危机，如何重建一个诚信社会，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重建诚信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道德教育、法制和经济层面。要真正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配合和共同努力，方可逐步实现。

清代思想家颜元说过：“世宁无德，不可有假德。无德犹可望人之有德，有假德则世不复有德矣。”这就是说，虚伪道德比无德更加可怕有害。因为在充满虚伪道德的社会里，诚信社会是重建不起来的。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社会向自己提供诚信，但自己也有义务向社会奉献诚信。重建诚信社会，必须从自己做起，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只有重视道德教育，才能使所有人重视诚信，把信用视为安身立命、待人处世的金科玉律，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眼前与长远、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重建诚信社会。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会向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及非牟利机构，安排防贪教育课程或制定防贪计划，让机构内各职级的员工参与。在学校和家庭，提倡向下一代施以全人教育，提高道德修养。身为家长和老师，要严格、耐心地教导孩子，以身作则，必须谨言慎行，重诺守信，作为榜样典范。在中国内地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是全民性的道德教育。民间推行的“儿童诵经”活动也是对幼儿培养道德品德的有为措施之一。

儒家十分重视“修身为本”的思想，认为齐家、治国（这里指诸侯国）、平天下，都以自我修养为根本。子路是孔子的门人，有一天子路问孔子：“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孔子答：“修己以敬（谨慎）。”子路又问：“这样就足够吗？”孔子答：“修己以安人。”子路再问：“这样就足够吗？”孔子答：“修己以安百姓。”孔子这里是把“修己”作为“安人”、“安百姓”的前提，孔子认为君子应先慎重地培养、训练自己的道德品质，然后再去治人，再去治百姓。孟子也明确地阐述了“修身”与“家”、“国”的关系，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孟子作出结论：“君子之守（操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从“修身”的社会效应角度指出：“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遵从道德原则），如是则贵名（美好的名声）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荀子认为其理想人物圣人和大儒，都具备道德上最高的品格。若一个人能实践道德，便会正如圣贤般留下美好的名声，天下百姓就会如雷霆般拥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