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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武侯祠挂有岳飞书写的《前出师表》(图片提供:尤亚辉/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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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表》

《出师表》是诸葛亮所著。他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协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随后又辅佐后主刘禅,修整法度,平定南中,北伐曹魏,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在《出师表》中,他从政治、用人等多个角度给刘禅提出建议,同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和北伐中原的坚定意志。《出师表》中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亲贤臣,远小人”,诸葛亮建议刘禅要多任用贤能之士,并且要因材而用,然后励精图治,以此守住先帝刘备开创的基业。这些思想与《吴子》所谓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一致的。同时,诸葛亮还要求刘禅能够依法度管理朝廷内外的大小事务,赏罚分明,力求上下一心,积聚强大国力,争取和魏吴争霸时处于有利地位。诸葛亮在篇中主要论述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并且认为刘禅如果采纳其言,则“汉室之隆,可计日可待也”。这体现了他的战争以政治为本的观点。而兵家正是把国家政治作为战争的根本,只有清明的政治,才能带来强大的国力,才能在战争中“先为不可胜”(首先要创造条件,使敌人无法战胜自己)。从历史上看,诸葛亮在世的时候,蜀汉政权仰仗于他,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治理得井井有条,虽然没有完成北伐的宏愿,但是魏吴也一直无法侵吞蜀汉。等到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开始信任宦官和奸佞小人,国势渐弱,不久便被魏国灭亡。

 

《曹刿论战》

“曹刿论战”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鲁国。鲁国当时国小力弱,邻近的齐国举兵伐鲁,鲁国形势十分危急。鲁庄公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迎战。当时曹刿虽身为平民,但对国家形势相当了解,于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协助鲁庄公指挥作战,以弱小的鲁军击败强大的齐军。在这次事件中,曹刿和鲁庄公作了两次“论战”:一次是在战前,论及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一次是在作战中,论及作战的谋略。第一次“论战”,曹刿提出战争应以国家政治优劣和民心向背为基石。第二次“论战”,曹刿根据敌军来势凶猛、实力占优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避其锋芒、后发制人的策略。曹刿认为齐军在士气衰落的时候,战斗力开始下降,鲁军正好趁此机会后发制人,一击而中。

 

《烛之武退秦师》

公元前630年,晋国以郑国曾“无礼于晋”以及与楚国结交为借口,约同秦国一起围攻郑国。弱小的郑国自然不是两大强国的对手,郑国局势危在旦夕。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郑人烛之武前去拜见秦穆公,向秦穆公分析了秦晋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及围攻郑国对于秦国的不利之处。秦穆公听信了烛之武的话,于是撤兵,晋军也随之而去,郑国于是转危为安。烛之武成功使秦师退却,没有动用一兵一卒,而是从分析秦晋联盟攻郑的利害关系入手,不卑不亢,步步深入地将秦穆公说服,达到了“退秦师”的目的。正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烛之武从战略层次出发,以道理说服秦穆公,可以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假设郑国和秦晋硬拼硬打,实力弱小的郑国肯定会全军覆没。此外,烛之武看清了秦晋联盟主要是利益驱使这一点,所以他并不同时劝说秦晋两国,而是选准出兵意愿不那么强烈的秦穆公为目标,这也是他成功说服秦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晋国国君晋文公,面对局势变化,他没有感情用事,而是理智清醒地作出决断,选择退兵。这种隐忍不发、随机应变的胸怀和谋略,正是一个合格的将帅必须具备的品质。最终,晋文公如愿以偿地成就了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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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礼于晋”

晋文公是晋献公之子,名重耳。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陷害太子申生,重耳受到连累,被迫逃亡。“无礼于晋”指重耳出亡时经过郑国,郑文公不加礼待的事。

《邹忌讽齐王纳谏》

齐威王是战国时期齐国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齐国实力强大,国威大盛,并且重新崛起于诸雄之间。这些成就和他平时善于纳谏是分不开的,而他之所以善于纳谏,是与宰相邹忌对他的一次讽喻有关。邹忌想让威王多多纳谏,但他不是开门见山地向齐威王阐明自己的看法,而是先从自身发生的一件小事(问别人他与徐公谁较美)谈起。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这是他切入正题的一个必要准备,因为这件小事正好蕴含着他要讲给齐威王知道的大道理。兵家讲究“以迂为直”,“迂其途而诱之以利”,等到齐威王逐渐赞同邹忌在这件小事上的看法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进入了邹忌预先设好的圈套。这时邹忌就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而有了前面的铺垫,他要成功说服威王便轻而易举了。相反,如果邹忌一上来就只管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俗话说“忠言逆耳”,即使是一般人,听到批评的话也会感到不悦,更何况是一国之君?那么邹忌想说服齐威王就难乎其难了。在历史上,有不少忠臣因为直谏君主而遭杀身之祸。这些君主并非都是昏君,只不过大臣们当面指摘其过失,让他们感到有损颜面,下不了台。如果在下位者能够学习邹忌的做法,旁敲侧击地对居上位者劝谏,成功的把握就大得多了。

 

《六国论》

《六国论》是北宋苏洵的作品。它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借战国时期六国被秦国相继灭掉的历史教训,指出六国是直接或间接地因赂秦而亡,劝喻执政者改变对辽国和西夏采取的屈辱求和的外交政策,以避免重蹈六国的覆辙。文中以“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和“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点出劝喻的主旨。六国依靠贿赂秦国以求安,它们在“伐谋”上已经先输了一着。六国在国力和军力上都不如秦国强大,它们不是主动去谋求改变这种弱势局面,而是被动地去承受秦国的侵略扩张,只求以贿赂来换得一时安全,造成了“致于人”的局面。再者,它们不能团结一心,集合大家的军力抗秦,而是在秦国的离间策略下分崩离析,虽然有苏秦等谋士力主六国合纵以抗秦,但是始终不能形成有效的抗秦力量,多次反秦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反观秦国,使用了得当的策略使六国之间互相牵制,从而将反秦的力量成功分化,最终逐个击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苏洵指出北宋有着繁荣的经济,国力也比较强盛,但是如果不能将这种有利的“形”利用好,转化成军事上有利的“势”,那么“形”也只是无用的“形”。北宋政府面对外敌威胁,不是主动应对,而是一味妥协退让。这样,既渐渐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降低军队士气,更使形势愈来愈不利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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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像(图片提供:黄金国/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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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0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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