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

《出师表》是诸葛亮所著。他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协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随后又辅佐后主刘禅，修整法度，平定南中，北伐曹魏，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在《出师表》中，他从政治、用人等多个角度给刘禅提出建议，同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和北伐中原的坚定意志。《出师表》中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亲贤臣，远小人”，诸葛亮建议刘禅要多任用贤能之士，并且要因材而用，然后励精图治，以此守住先帝刘备开创的基业。这些思想与《吴子》所谓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一致的。同时，诸葛亮还要求刘禅能够依法度管理朝廷内外的大小事务，赏罚分明，力求上下一心，积聚强大国力，争取和魏吴争霸时处于有利地位。诸葛亮在篇中主要论述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并且认为刘禅如果采纳其言，则“汉室之隆，可计日可待也”。这体现了他的战争以政治为本的观点。而兵家正是把国家政治作为战争的根本，只有清明的政治，才能带来强大的国力，才能在战争中“先为不可胜”（首先要创造条件，使敌人无法战胜自己）。从历史上看，诸葛亮在世的时候，蜀汉政权仰仗于他，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治理得井井有条，虽然没有完成北伐的宏愿，但是魏吴也一直无法侵吞蜀汉。等到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开始信任宦官和奸佞小人，国势渐弱，不久便被魏国灭亡。

《曹刿论战》

“曹刿论战”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鲁国。鲁国当时国小力弱，邻近的齐国举兵伐鲁，鲁国形势十分危急。鲁庄公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迎战。当时曹刿虽身为平民，但对国家形势相当了解，于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协助鲁庄公指挥作战，以弱小的鲁军击败强大的齐军。在这次事件中，曹刿和鲁庄公作了两次“论战”：一次是在战前，论及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一次是在作战中，论及作战的谋略。第一次“论战”，曹刿提出战争应以国家政治优劣和民心向背为基石。第二次“论战”，曹刿根据敌军来势凶猛、实力占优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避其锋芒、后发制人的策略。曹刿认为齐军在士气衰落的时候，战斗力开始下降，鲁军正好趁此机会后发制人，一击而中。

《烛之武退秦师》

公元前630年，晋国以郑国曾“无礼于晋”以及与楚国结交为借口，约同秦国一起围攻郑国。弱小的郑国自然不是两大强国的对手，郑国局势危在旦夕。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郑人烛之武前去拜见秦穆公，向秦穆公分析了秦晋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及围攻郑国对于秦国的不利之处。秦穆公听信了烛之武的话，于是撤兵，晋军也随之而去，郑国于是转危为安。烛之武成功使秦师退却，没有动用一兵一卒，而是从分析秦晋联盟攻郑的利害关系入手，不卑不亢，步步深入地将秦穆公说服，达到了“退秦师”的目的。正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烛之武从战略层次出发，以道理说服秦穆公，可以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假设郑国和秦晋硬拼硬打，实力弱小的郑国肯定会全军覆没。此外，烛之武看清了秦晋联盟主要是利益驱使这一点，所以他并不同时劝说秦晋两国，而是选准出兵意愿不那么强烈的秦穆公为目标，这也是他成功说服秦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晋国国君晋文公，面对局势变化，他没有感情用事，而是理智清醒地作出决断，选择退兵。这种隐忍不发、随机应变的胸怀和谋略，正是一个合格的将帅必须具备的品质。最终，晋文公如愿以偿地成就了霸业。

《邹忌讽齐王纳谏》

齐威王是战国时期齐国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齐国实力强大，国威大盛，并且重新崛起于诸雄之间。这些成就和他平时善于纳谏是分不开的，而他之所以善于纳谏，是与宰相邹忌对他的一次讽喻有关。邹忌想让威王多多纳谏，但他不是开门见山地向齐威王阐明自己的看法，而是先从自身发生的一件小事（问别人他与徐公谁较美）谈起。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这是他切入正题的一个必要准备，因为这件小事正好蕴含着他要讲给齐威王知道的大道理。兵家讲究“以迂为直”，“迂其途而诱之以利”，等到齐威王逐渐赞同邹忌在这件小事上的看法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进入了邹忌预先设好的圈套。这时邹忌就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而有了前面的铺垫，他要成功说服威王便轻而易举了。相反，如果邹忌一上来就只管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俗话说“忠言逆耳”，即使是一般人，听到批评的话也会感到不悦，更何况是一国之君？那么邹忌想说服齐威王就难乎其难了。在历史上，有不少忠臣因为直谏君主而遭杀身之祸。这些君主并非都是昏君，只不过大臣们当面指摘其过失，让他们感到有损颜面，下不了台。如果在下位者能够学习邹忌的做法，旁敲侧击地对居上位者劝谏，成功的把握就大得多了。

《六国论》

《六国论》是北宋苏洵的作品。它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借战国时期六国被秦国相继灭掉的历史教训，指出六国是直接或间接地因赂秦而亡，劝喻执政者改变对辽国和西夏采取的屈辱求和的外交政策，以避免重蹈六国的覆辙。文中以“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和“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点出劝喻的主旨。六国依靠贿赂秦国以求安，它们在“伐谋”上已经先输了一着。六国在国力和军力上都不如秦国强大，它们不是主动去谋求改变这种弱势局面，而是被动地去承受秦国的侵略扩张，只求以贿赂来换得一时安全，造成了“致于人”的局面。再者，它们不能团结一心，集合大家的军力抗秦，而是在秦国的离间策略下分崩离析，虽然有苏秦等谋士力主六国合纵以抗秦，但是始终不能形成有效的抗秦力量，多次反秦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反观秦国，使用了得当的策略使六国之间互相牵制，从而将反秦的力量成功分化，最终逐个击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苏洵指出北宋有着繁荣的经济，国力也比较强盛，但是如果不能将这种有利的“形”利用好，转化成军事上有利的“势”，那么“形”也只是无用的“形”。北宋政府面对外敌威胁，不是主动应对，而是一味妥协退让。这样，既渐渐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降低军队士气，更使形势愈来愈不利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