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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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武侯祠掛有岳飛書寫的《前出師表》(圖片提供:尤亞輝/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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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師表》

《出師表》是諸葛亮所著。他是三國時期蜀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協助劉備建立了蜀漢政權,隨後又輔佐後主劉禪,修整法度,平定南中,北伐曹魏,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在《出師表》中,他從政治、用人等多個角度給劉禪提出建議,同時陳述自己對蜀漢的忠誠和北伐中原的堅定意志。《出師表》中最有名的一句話是「親賢臣,遠小人」,諸葛亮建議劉禪要多任用賢能之士,並且要因材而用,然後勵精圖治,以此守住先帝劉備開創的基業。這些思想與《吳子》所謂的「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是一致的。同時,諸葛亮還要求劉禪能夠依法度管理朝廷內外的大小事務,賞罰分明,力求上下一心,積聚強大國力,爭取和魏吳爭霸時處於有利地位。諸葛亮在篇中主要論述他在政治上的主張,並且認為劉禪如果採納其言,則「漢室之隆,可計日可待也」。這體現了他的戰爭以政治為本的觀點。而兵家正是把國家政治作為戰爭的根本,只有清明的政治,才能帶來強大的國力,才能在戰爭中「先為不可勝」(首先要創造條件,使敵人無法戰勝自己)。從歷史上看,諸葛亮在世的時候,蜀漢政權仰仗於他,政治、經濟和軍事都治理得井井有條,雖然沒有完成北伐的宏願,但是魏吳也一直無法侵吞蜀漢。等到諸葛亮去世後,劉禪開始信任宦官和奸佞小人,國勢漸弱,不久便被魏國滅亡。

 

《曹劌論戰》

「曹劌論戰」的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魯國。魯國當時國小力弱,鄰近的齊國舉兵伐魯,魯國形勢十分危急。魯莊公無計可施,只好硬着頭皮迎戰。當時曹劌雖身為平民,但對國家形勢相當了解,於是在國難當頭之際挺身而出,協助魯莊公指揮作戰,以弱小的魯軍擊敗強大的齊軍。在這次事件中,曹劌和魯莊公作了兩次「論戰」:一次是在戰前,論及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一次是在作戰中,論及作戰的謀略。第一次「論戰」,曹劌提出戰爭應以國家政治優劣和民心向背為基石。第二次「論戰」,曹劌根據敵軍來勢凶猛、實力佔優的具體情況,制定了避其鋒芒、後發制人的策略。曹劌認為齊軍在士氣衰落的時候,戰鬥力開始下降,魯軍正好趁此機會後發制人,一擊而中。

 

《燭之武退秦師》

公元前630年,晉國以鄭國曾「無禮於晉」以及與楚國結交為藉口,約同秦國一起圍攻鄭國。弱小的鄭國自然不是兩大強國的對手,鄭國局勢危在旦夕。在這種危急情況下,鄭人燭之武前去拜見秦穆公,向秦穆公分析了秦晉之間的利害關係,以及圍攻鄭國對於秦國的不利之處。秦穆公聽信了燭之武的話,於是撤兵,晉軍也隨之而去,鄭國於是轉危為安。燭之武成功使秦師退卻,沒有動用一兵一卒,而是從分析秦晉聯盟攻鄭的利害關係入手,不卑不亢,步步深入地將秦穆公說服,達到了「退秦師」的目的。正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燭之武從戰略層次出發,以道理說服秦穆公,可以說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假設鄭國和秦晉硬拼硬打,實力弱小的鄭國肯定會全軍覆沒。此外,燭之武看清了秦晉聯盟主要是利益驅使這一點,所以他並不同時勸說秦晉兩國,而是選准出兵意願不那麼強烈的秦穆公為目標,這也是他成功說服秦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反觀晉國國君晉文公,面對局勢變化,他沒有感情用事,而是理智清醒地作出決斷,選擇退兵。這種隱忍不發、隨機應變的胸懷和謀略,正是一個合格的將帥必須具備的品質。最終,晉文公如願以償地成就了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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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禮於晉」

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名重耳。晉獻公寵愛驪姬,驪姬為立自己的兒子奚齊為太子,陷害太子申生,重耳受到連累,被迫逃亡。「無禮於晉」指重耳出亡時經過鄭國,鄭文公不加禮待的事。

《鄒忌諷齊王納諫》

齊威王是戰國時期齊國一個很有作為的國君。他在位期間,齊國實力強大,國威大盛,並且重新崛起於諸雄之間。這些成就和他平時善於納諫是分不開的,而他之所以善於納諫,是與宰相鄒忌對他的一次諷喻有關。鄒忌想讓威王多多納諫,但他不是開門見山地向齊威王闡明自己的看法,而是先從自身發生的一件小事(問別人他與徐公誰較美)談起。看似無關緊要,實際上這是他切入正題的一個必要準備,因為這件小事正好蘊含着他要講給齊威王知道的大道理。兵家講究「以迂為直」,「迂其途而誘之以利」,等到齊威王逐漸贊同鄒忌在這件小事上的看法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進入了鄒忌預先設好的圈套。這時鄒忌就把自己的真實意圖和盤托出,而有了前面的鋪墊,他要成功說服威王便輕而易舉了。相反,如果鄒忌一上來就只管直接表達自己的看法,俗話說「忠言逆耳」,即使是一般人,聽到批評的話也會感到不悅,更何況是一國之君?那麼鄒忌想說服齊威王就難乎其難了。在歷史上,有不少忠臣因為直諫君主而遭殺身之禍。這些君主並非都是昏君,只不過大臣們當面指摘其過失,讓他們感到有損顏面,下不了台。如果在下位者能夠學習鄒忌的做法,旁敲側擊地對居上位者勸諫,成功的把握就大得多了。

 

《六國論》

《六國論》是北宋蘇洵的作品。它採取借古喻今的手法,借戰國時期六國被秦國相繼滅掉的歷史教訓,指出六國是直接或間接地因賂秦而亡,勸喻執政者改變對遼國和西夏採取的屈辱求和的外交政策,以避免重蹈六國的覆轍。文中以「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和「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點出勸喻的主旨。六國依靠賄賂秦國以求安,它們在「伐謀」上已經先輸了一着。六國在國力和軍力上都不如秦國強大,它們不是主動去謀求改變這種弱勢局面,而是被動地去承受秦國的侵略擴張,只求以賄賂來換得一時安全,造成了「致於人」的局面。再者,它們不能團結一心,集合大家的軍力抗秦,而是在秦國的離間策略下分崩離析,雖然有蘇秦等謀士力主六國合縱以抗秦,但是始終不能形成有效的抗秦力量,多次反秦戰爭都以失敗告終。反觀秦國,使用了得當的策略使六國之間互相牽制,從而將反秦的力量成功分化,最終逐個擊破,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蘇洵指出北宋有着繁榮的經濟,國力也比較強盛,但是如果不能將這種有利的「形」利用好,轉化成軍事上有利的「勢」,那麼「形」也只是無用的「形」。北宋政府面對外敵威脅,不是主動應對,而是一味妥協退讓。這樣,既漸漸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降低軍隊士氣,更使形勢愈來愈不利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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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洵像(圖片提供:黃金國/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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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20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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