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与山水有不解之缘。山水给予中国士人太多灵感与情思，中国士人给予山水无限的深情。中国士人对山水的热爱，滥觞于先秦。儒道两家之巨子，对山水之情感可谓一往情深。汉代士人对山水的体认更加深化。对他们来说，逍遥于山水间是一种情趣，一种人生态度。而这样一种美感的情怀在魏晋时期有新发展。魏晋六朝人“以玄对山水”，发现山水蕴涵着与“道”相通的“神明”。他们亟亟追求的自足之乐、逍遥之趣、无言之美、素朴之秘，无一不可在山水中体悟到。山水因此在魏晋人中展开一个全新的观照，而典型体现中国文化意趣的山水画、山水诗亦在这个时期成形。自此，山水情怀凝结成中国文人文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是弃绝尘世、遁迹山林，还是积极出世、治国平天下，山水风光都是他们的情感源泉和人生伴侣。

隐逸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隐”是针对“仕”而言。在早期，这种“隐”更多的是一种彰显个性自由的行为，也就是拒绝仕途，“隐居以求其志”。比如，尧舜时期的许由、巢父。后来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居成了一种政治上的不合作，成为士大夫在失意官场后一种必然选择。所以，仕与隐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成为一种朝野自由转换的政治生态，也成为王朝政治稳定的平衡器。山水和隐逸，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士人之所以以山林为隐逸之地，首先是因为它远离尘世纷攘，对于淡泊功名心、力求遗忘纷繁险恶现实的士人来说，身居斯地，可以割断与尘世利禄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山林超然绝俗，而这种气质又与它怀抱中平凡质朴的生活浑然一体。那夕阳中的鸡犬、静卧田野的牛羊，虽然无不平常至极，但却蕴藏着一种意味深长的人生境界，富于玩味，与身俱化于这种境界，文人的心灵获得审美的净化。山林隐逸对于士人来说，还有另一重要文化意义，这就是复归自然。

士人自觉的山水之游，开启于魏晋时代。魏晋人以玄对山水，发现山水是通达老、庄玄境的媒介，诚所谓“山水为意，山水为色”。这一认识进一步深化，就是人们开始领悟，自然山水即是道，即是理，“山水以形媚道”。游山水就是读老庄，就是“澄怀观道”，与道冥合。永嘉乱后，名士南渡，江南的灵秀山水更激发士人的山水审美意识，促进士人游山玩水的风气。《晋书》中，“爱山水”、“乐山水”等词随处可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更是叙写当时士人在自然山水间欢乐聚会的绝妙名篇。魏晋以降，士人山水之游蔚为风尚。士人们春日踏春，秋日登高，而他们赴任、谪迁、调职等行旅机会，也往往是饱览赏游山水的过程。士人看山水，有独特的审美感受。他们迷恋于晨旭与夕照之美，更欣赏“尤不可言”的月景之美。他们对山水之美的品赏可谓至纤至微，一阵清风，一朵白云，一滴晨露，一抹赤霞，一片迷雾，一天飞雪，都可激起他们的遐想，引发他们的审美观照。那无以计数的珠矶诗篇凝结着他们对山水自然的一往情深。

士人既在山水赏玩中追求与宇宙契合的心理超悟与生命永恒，又以文人特有的雅的情思去游赏、品爱自然山水。在品味山水、歌咏不缀之际，文人往往为山水景观欣然题名。杭州西湖自唐以来就遐迩闻名，它那清波涟漪的一泓碧水，苍翠浓郁的起伏山峦，相映成趣的湖光山色，构成一个“天开图画”的绝美世界。自审美情趣纤细的南宋开始，文人对西湖的品爱有一个新突破，这就是为西湖题景。南宋有苏堤春晓、平湖秋月、花港观鱼等“西湖十景”的题名。元代有“六桥烟柳”等“钱塘十景”的题名，清代更有“梅林归鹤”等十八景的题名。这些富于诗情画意的题名或巧写景色，或发抒性灵，或深化意境，或诉诸审美想像，充溢着十足的文人情思。山水自然之美，得士人之咏赞和品题而更富魅力和审美价值，而士人在与山水俱化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与人格的永恒。

南朝宋时有一位著名学者，名叫宗炳。宗炳不仅妙善琴书，精于言理，而且酷爱山水。《南史‧宗炳传》记载说：“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涉荆巫，南登衡岳，结宇衡山。”他自述说“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后来宗炳因病而返回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卧游”一词由此而来。故“卧游”的含义乃是以欣赏山水画代替游览。明末清初程正揆的《江山卧游图》的跋语中说：“居长安者有三苦，无山水可玩，无书画可购，无收藏可借，予因欲作《江山卧游图》百卷布施行世，以救马上诸君之苦。”他说的“马上诸君之苦”，就是为官士人对自然的眷恋与心理需求。自宗炳始，“卧游山水”的精神促进了山水画的发展，而山水画的发展则促进了“卧游”精神的自觉。

“夫山水，乃画家十三科之首”。山水画在​​中国绘画中的特殊地位由此论可见。中国山水画具有特定的内涵，山水画不是画有山水的画，画有山水的画很早就可以在石窟壁画、寺庙壁画中发现，但山水画的真正发生，只是在晋、宋时期。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创始人是南朝宋末时的画家宗炳和王微，他们的论述，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基础。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美术史家公认最早的山水画作品。至唐代，山水画真正兴起，更形成青绿山水画和水墨山水画两大体系。青绿山水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他们的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缓，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由于李氏父子之画多取泥金、石青、石绿等色，故人称“金碧山水”或“着色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不施颜彩，专以墨色浓淡变化渲染山川云霞，情调淡雅，意境幽远。王维认为：“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这是因为水墨山水最符合文人士大夫“雅”的品位和情趣。其后，唐末荆浩把“气韵”二字引入山水画中，宋代黄休复则将“逸格”推为首位。自此，中国山水画以水墨山水为主流，以“气韵”、“逸格”为理想和追求，成为最能表现士大夫意趣的文化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