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的情趣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居”也概莫能外。随着居室建筑向更高层次发展，两种风神殊异的审美趋向在文化的长流中日益分野。君王贵族的居室追求的是美轮美奂的华美。早在春秋战国，记载那一时期史事的《左传》与《国语》曾对诸侯们的宫室建筑形容为“美哉室，其谁有此乎”。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更以气魄宏大的咸阳宫殿，奠定了帝王宫室建筑缩写宇宙天地、贯通天命人意的基本格局，形有阔大、威严、豪华的审美风格。着意“雅趣”的文人居室则一反富丽堂皇的华贵气象，追求一种清雅恬静的超脱美。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作《陋室铭》，不言其室之陋，而字字言其雅。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室不在好坏，只要有德之人居之，便会蓬荜生辉，清雅脱俗。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书斋不仅是读书的场所，更是精神安顿的天地。宋人黄庭坚写道：“翠屏临砚滴，明窗玩寸阴；意境可千里，摇落江上林。”书是书斋中最为紧要的物品，没有书，书斋便无以为名。对于书，文人有一种天生的癖爱。清人张潮《幽梦影》中有这么一段议论：“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贪书、嗜书，书斋里的藏书自然随之增长。陶渊明《咏贫士》一诗云：“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文人书斋不仅几列笔墨、书积千卷，更有精致的文房四宝以及清雅精微、被文人士大夫称为“文房清供”的林林总总的陈设。文人书斋还讲究陈设。明代高濂说：“书斋宜明静，不可太敞。明静可爽心神，宏敞则伤目力，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剑兰一二，绕砌种以翠芸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书室所当置者，画卷旧人山水、人物、花鸟，或名贤墨迹，各若干轴，用以充架。斋中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

文人的庭院园林，源于山水意识。宋代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文人的庭院园林就是要将山水移植到身边，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水石设置是文人庭院园林布局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李果的《墨庄记》云：“轩前嘉木苍郁，多叠石为小山，绝壁下为清池……其境若与书卷相融洽。”然而，在文人眼中，水石并非水石，而是大山大河。有限的景物，寄寓无限的情思。文人的园林庭院不仅搬自然之境，更抒自我情志。文震亨的《长物志》论文人室庐之门，主张“用木为格，以湘妃竹横斜钉之”。竹扉的素净轻盈使文人室庐平添一股潇散意味。如果是朱红大门，必是俗不可耐。文人室庐的台阶，多以文石剥成，阶上又取顽石具苔斑者嵌之。台阶因而格调古朴，“有岩阿之致”。文人居舍中所养莳花木尚雅淡弃浓艳，正如袁宏道所云：“竹皮屋子槿条篱，繁芯浓花最不宜。”文人居舍所饲养的禽鸟，“必疏其雅洁可供清玩者数种，令童子爱养饵饲。”而鹤便是“雅洁”禽鸟中的首选。中国古代士人精致的审美情趣、艺术心灵，以及对天人合一境界的精神追求，淋漓尽致体现于文人居舍的庭院园林之中。

古董陈设是居室陈设雅俗风格的重要表现。“胪列古玩，切忌排偶，不可对设”。所谓“排偶”、“对设”即同一类器物两两对列，如左钟右磬、左钟右鼎，或左右一对花盆、左右一对花瓶、左右一对瓷盘。高雅的陈设是避免程式化的“排偶”，力求纵横得当、富于变化的布局。《红楼梦》中的局部陈设就多取三件。第四十四回中贾母看到宝钗房中太朴素，为她设计案上陈设，也是取三件：石头盆景、纱照屏、墨烟冻石鼎，并说：“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如此取件法，就是使布局高低错落，虚实有致。李渔在《一家言》中亦论陈设之忌。他认为，古董陈设有两点要注意：一是注重空间上的变化，做到“同中有异”、“错综参差”；二是不断调整古董陈列位置，“或卑者使高，或远者使近”。高低参差、左右错列、交相更替、变化靡新，如此富于慧思的手法使古董陈设构图生动，不落窠臼，富于艺术美感。梁实秋对李渔室内陈设艺术论大感兴趣，他在《雅舍菁华‧雅舍》中说：“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致，最忌排偶”。“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