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历史很久远，陆羽《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不过，秦汉以前的茶，主要作为药用，疗小儿无故惊厥，利小便，去痰渴热。西晋时虽然开始有饮茶者，但大多士人还不惯饮茶，以致把饮茶当作“水厄”。而北朝的士人，则视茶为“酪奴”（按：意即乳酪的奴隶，语出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耻不相食。“茶兴于唐，盛于宋”。陆羽的《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的奠基之作，对以“兴味”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士人，茶文化更有极大的推动力。宋元之际的方回说：“茶之兴味，自唐陆羽始。今天下无贵贱，不可一晌不啜茶，……而士大夫尤嗜其品之高者”。正因如此，陆羽被尊崇为“茶神”、“茶圣”、“茶仙”。宋代以后，士人茶文化日益精致，成为士人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之内容。明人沈周说：“自古名山留以待羁人迁客，而茶以资高士”。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茶绝非仅仅是用来解渴的饮料，对他们来说，品茗，是一种生活情趣，一种审美追求，一种士人独有的文化生活，空灵淡泊，悠雅脱俗，都可以在一杯清茶中品味得到。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得宜于禅宗甚多。唐代禅宗大盛，由于“学禅，务于不寐，不夕食”，而淡泊微涩的茶能清心、提神、去杂、生精，因此，禅僧们“人自怀茶，到处煮饮”。有的僧人甚至“惟茶是求”。这一风气转相效仿，遂成风俗，而身处禅悦之风中的文人士大夫大概是最先受影响者。然而，茶与禅宗的更深层联系还不止于此。在唐代，僧人饮茶已成风气，但真正从坐禅饮茶中体味到茶禅一味、茶禅相通境界、道出茶禅真谛的还是夹山善会和尚。一日，夹山和尚问师父：“如何是夹山境地？”师答曰：“猿抱子归青嶂岭，鸟衔花落碧岩泉。”“夹山境地”真正的含义，是夹山和尚从饮茶中所领悟到的禅机、禅理或禅意、禅境，即一种清寂明净、纯洁秀美的情趣；一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心灵家园；一种因茶悟禅、因禅悟心、茶心禅心、心心相印的境界。因此，茶禅一味，意味着禅味与茶味在兴味上是相通的。禅宗讲究清心自悟，而茶清通自然，淡泊高洁，饮之使人恬静清寂，明心见性。品茶如参禅，其中的趣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中国古代士人饮茶，十分精致细腻，而择水与烹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环节。“相传煎茶只煎水”，而煎水首先讲究用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因此，陆羽以来，文人士大夫对水的品第有种种精妙议论。陆羽分天下水为二十等，以楚水第一，晋水最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云：“水以清轻甘洁为美”。乾隆定天下泉水名次，以京师玉泉水、塞上伊逊水、济南珍珠泉为前三名。古人称为“天泉”的雨水、雪水也因甘冽或冷冽成为文人喜爱的煎茶用水。如明人罗廪《茶解》说：“烹茶须甘泉，次梅水”；而熊明遇《岕山茶记》则言“无泉则用天水，秋雨为上，梅雨次之”。“秋雨冽而白，梅雨醇而白”。文震亨《长物志》说：“雪为五谷之精，取以煎茶，最为幽况”。取得清冽甘美之水，尚须烹煎得法，所谓“煎茶虽细事，而其微妙难以口舌传，若以轻心掉之，未有能济者也。”煎煮得掌握一定火候，古人认为，若火力过于文，则水性柔，柔则水为茶降；过于武则火性烈，烈则茶为水制，皆不足于中和，非茶之道也。

“汤候”的掌握也必须细致如微。唐人煎水，以敞口的釜为器具，其辨汤靠目辨。陆羽《茶经》与许然《茶疏》有“三沸之汤”的说法：水初沸时，有鱼目大小的气泡泛出，并发出风吹松树之声。二沸时，缘边的水像涌泉一样翻滚不停，水泡如连珠一样不断上冒。三沸时，水声大作，水面如波涛翻滚。而二沸是恰到好处的加茶时刻，若到三沸之时，水便“过老”而“不能食”。宋人煎水，一般以细颈长瓶为器具，以目辨汤颇不容易，于是他们另辟蹊径，采取以耳听声的辨汤法：小虫轻唧，蝉鸣一片，当是“一沸”；重车吱哑，不绝于耳，是“二沸”；听得松风井涧声则是“三沸”。这时“水味正妙”，急速注水入盛有茶的杯中，“入口而沉着，下咽而轻扬”。“火候至此，至矣！”平平常常的煎水与候汤在文人的笔下充满了艺术色彩，其间蕴涵的细腻情趣则意味深长。

士人饮茶，不仅重茶叶品种、重水、重烹煎、重品茗环境、重茶客，还特别注重茶具。茶具的外观讲究雅韵怡人，如唐以后流行瓷制茶盏，小巧玲珑，挺拔秀丽，给人一种轻盈、俊逸、灵活、爽快的美感，一反汉代粗劣茶碗的笨重沉闷。明以后出现的茶具以小为贵，其至小者“小如香橼，每酌无一两”。体积小的茶壶，不仅具有“壶小则味不涣散，香不躲搁”的优点，而且便于“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酌，方为得趣。”壶中最著名者当首推江苏宜兴茶壶，宜兴壶大受文人士大夫欢迎，其匠人亦受文人礼遇。乾隆年间著名艺人陈鸣便是“足迹所至，文人士争相延揽”。在茶具色泽上，唐人注重茶具色泽的素洁与幽静，唐人屡屡歌咏的越州窑茶具，色泽类玉、类冰，绿色的茶汤注入其中，与茶具的淡青釉色相得益彰，使人把盏爱玩，不忍释手。“白如玉”的瓷茶壶盏也颇受时人喜爱：“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宋代斗茶之风盛行，由于斗茶讲究汤花鲜白，故“盏色贵黑”。黑瓷茶盏不仅能造成黑白分明的视觉效果，而且便于斗茶时清晰地辨识出茶盏上的水痕，以此决定斗茶的胜负。明代饮茶，茶叶的制作由蒸青变为炒青，成茶由茶饼变为散茶，冲出的茶呈绿色，此时若再用黑瓷盏便失去清爽协调的韵味，故明人又转而崇尚白瓷。“莹白玉”的宣德白瓷小盏在当时最受欢迎，文人称它“可试茶色，最为要用”。文人爱难释手的茶具往往多有精妙装饰。许多文人还用镌刻手法在茶具上题字作画。清代赵宦先、董其昌、陈煌图、郑板桥等人皆曾在宜兴紫砂壶上亲笔题诗写字。这些诗、书、画，清雅淡远，茶具因而更形雅致。“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赏持”。品茶赏具，无穷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