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没有皇帝，这对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传统观念是个严重的冲击。中国的思想文化新旧杂陈，政治舞台上自由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科学与迷信等激烈冲突，民主共和制度的思想基础很不稳固。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想改变这个状况，贡献自己的力量。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实际情况还要早一些，从民国一建立就慢慢开始了。

民国元年（1912年）2月23日，唐绍仪、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26人在北上迎接袁世凯的船上，面对浩瀚的大海，怀着对国家统一、建立民主制度的喜悦和忧虑，深感社会现状不适应新制度，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并发表《宣言》。声明要致力 “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1915年9月陈独秀（1879—1942年）及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合作在上海出版了一份新杂志——《青年》（一年后改名《新青年》），亦是宣扬 “科学与人权”（后改为民主与科学）。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正进入高潮，并在日本威胁下，承认了 “中日二十一条”。辛亥革命追求的独立、民主都已化为泡影。陈独秀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国民缺乏现代公民的素养，没有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这又是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恶果。他们决心承担这一重任，新文化运动的火炬开始点燃。

《新青年》的主张

《新青年》创刊初期，陈独秀和高一涵是其中最主要的作者。陈独秀是老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7年1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提出青年应有六大自觉：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像的。总之，“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启迪公民权利意识，塑造独立自由的人格，一直是《新青年》的追求。针对袁世凯及其继承者的专制统治，高一涵着重宣扬自由、民主、宪政和法治。在创刊号中他写道：任何国家“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政府与人民均要‘受制于宪法规条’。”

清末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就深感书面语用文言，与说话的表达方式不合一，十分不利开民智，纷纷试用白话办报写书。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学，激起支持和反对者的激烈交锋。鲁迅等创作了许多杰出的白话小说、诗歌、话剧，白话写作蔚然成风。1920年，教育部顺应潮流，决定从小学开始，使用白话课本。在思想领域，胡适则坚持两条：一是怀疑，事事要“拿出证据来”；二是维护个人自由，不容以国家或集体利益为借口侵犯。新文化运动是通过自由辩论进行的。康有为反覆宣扬儒学，并写信给总统，要求尊孔读经，“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陈独秀等严肃地指出：“如何评价孔子，是应该让人们从容讨论的问题。”他也认为孔子是当时的伟人，但儒家的“三纲”，剥夺了下属和为人子、为人妻者的独立人格，完全与现代生活背道而驰。把某人的名字写入宪法，以孔教为国教，把佛教徒、基督教徒……置于何地？这与思想自由是格格不入的。

整顿大学风气

1916年12月蔡元培获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着手整顿腐败的学风，“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相容并包主义”，切实保障学术自由，延聘各派名家到校执教。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相继受聘，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此同时，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以前清遗老自居的辜鸿铭，声言“八部（他研究的八部古籍）以外皆狗屁”的黄侃也在这里自由讲学。各种学派还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助长自由探讨风气。从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至1927年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之前，有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罕见的言论自由环境，报刊如雨后春笋，支持新文化的达400份以上，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与《新青年》齐名的《新潮》、《每周评论》；梁启超等办的《晨报》、《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学会办的《少年中国》；以及国民党办的《建设》、《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还有《国民公报》和《京报》副刊等。他们互相呼应，使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

文化界的争论

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国情特殊，西方文明根本不适用，而儒家名教纲常，不但可以救国，还可以挽救西方文明。鲁迅反驳：“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针对他们宣扬的名教纲常，陈独秀说：“国体既改共和，无君矣，何谓君道？无臣矣，何谓臣节？”他们指出，应该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之处，好好学习他人之长。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体现着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化的要求，同时反对源远流长的愚昧迷信。堂堂中华书局居然办了一份《灵学丛志》，连篇累牍说的是老子、墨子、太上老君、孙悟空和托尔斯泰下凡，指点迷津！总统黎元洪竟题词赞扬这份刊物是“暗室明灯”！《新青年》揭露他们“几无一页无一行不露作伪之破绽。”提醒人们必须确立科学精神，遇事要怀疑，立论应有经得起检验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