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沒有皇帝，這對以「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核心的傳統觀念是個嚴重的衝擊。中國的思想文化新舊雜陳，政治舞台上自由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科學與迷信等激烈衝突，民主共和制度的思想基礎很不穩固。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他們想改變這個狀況，貢獻自己的力量。一般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開始，實際情況還要早一些，從民國一建立就慢慢開始了。
民國元年（1912年）2月23日，唐紹儀、蔡元培、汪精衞、宋教仁等26人在北上迎接袁世凱的船上，面對浩瀚的大海，懷着對國家統一、建立民主制度的喜悅和憂慮，深感社會現狀不適應新制度，發起組織社會改良會並發表《宣言》。聲明要致力「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1915年9月陳獨秀（1879—1942年）及群益書社的陳子沛、陳子壽兄弟合作在上海出版了一份新雜誌——《青年》（一年後改名《新青年》），亦是宣揚「科學與人權」（後改為民主與科學）。當時，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鬧劇正進入高潮，並在日本威脅下，承認了「中日二十一條」。辛亥革命追求的獨立、民主都已化為泡影。陳獨秀認為，其根本原因是國民缺乏現代公民的素養，沒有堅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這又是啟蒙運動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的惡果。他們決心承擔這一重任，新文化運動的火炬開始點燃。
《新青年》的主張
《新青年》創刊初期，陳獨秀和高一涵是其中最主要的作者。陳獨秀是老革命黨人，辛亥革命時曾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1917年1月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他提出青年應有六大自覺：1.自主的而非奴隸的；2.進步的而非保守的；3.進取的而非退隱的；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5.實利的而非虛文的；6.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總之，「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人人「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啟迪公民權利意識，塑造獨立自由的人格，一直是《新青年》的追求。針對袁世凱及其繼承者的專制統治，高一涵着重宣揚自由、民主、憲政和法治。在創刊號中他寫道：任何國家「以求長治久安，斷未有不以民權為本質，政府與人民均要『受制於憲法規條』。」
清末以來，許多有識之士就深感書面語用文言，與說話的表達方式不合一，十分不利開民智，紛紛試用白話辦報寫書。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學，激起支持和反對者的激烈交鋒。魯迅等創作了許多傑出的白話小說、詩歌、話劇，白話寫作蔚然成風。1920年，教育部順應潮流，決定從小學開始，使用白話課本。在思想領域，胡適則堅持兩條：一是懷疑，事事要「拿出證據來」；二是維護個人自由，不容以國家或集體利益為藉口侵犯。新文化運動是通過自由辯論進行的。康有為反覆宣揚儒學，並寫信給總統，要求尊孔讀經，「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陳獨秀等嚴肅地指出：「如何評價孔子，是應該讓人們從容討論的問題。」他也認為孔子是當時的偉人，但儒家的「三綱」，剝奪了下屬和為人子、為人妻者的獨立人格，完全與現代生活背道而馳。把某人的名字寫入憲法，以孔教為國教，把佛教徒、基督教徒……置於何地？這與思想自由是格格不入的。
整頓大學風氣
1916年12月蔡元培獲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着手整頓腐敗的學風，「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切實保障學術自由，延聘各派名家到校執教。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高一涵、錢玄同等相繼受聘，北大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與此同時，文化保守主義者梁漱溟，以前清遺老自居的辜鴻銘，聲言「八部（他研究的八部古籍）以外皆狗屁」的黃侃也在這裏自由講學。各種學派還有自己的組織和刊物，助長自由探討風氣。從1916年6月袁世凱病逝至1927年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之前，有一個二十世紀中國罕見的言論自由環境，報刊如雨後春筍，支持新文化的達400份以上，其中影響最大的有與《新青年》齊名的《新潮》、《每週評論》；梁啟超等辦的《晨報》、《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學會辦的《少年中國》；以及國民黨辦的《建設》、《星期評論》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還有《國民公報》和《京報》副刊等。他們互相呼應，使新文化運動席捲全國。
文化界的爭論
商務印書館辦的《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反對新文化運動，認為中國國情特殊，西方文明根本不適用，而儒家名教綱常，不但可以救國，還可以挽救西方文明。魯迅反駁：「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針對他們宣揚的名教綱常，陳獨秀說：「國體既改共和，無君矣，何謂君道？無臣矣，何謂臣節？」他們指出，應該承認西方文化的先進之處，好好學習他人之長。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體現着現代化過程中理性化的要求，同時反對源遠流長的愚昧迷信。堂堂中華書局居然辦了一份《靈學叢志》，連篇累牘說的是老子、墨子、太上老君、孫悟空和托爾斯泰下凡，指點迷津！總統黎元洪竟題詞讚揚這份刊物是「暗室明燈」！《新青年》揭露他們「幾無一頁無一行不露作偽之破綻。」提醒人們必須確立科學精神，遇事要懷疑，立論應有經得起檢驗的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