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今天看来，革新的内容都是常识，无可挑剔。可是，百年前的中国，这些却是违反祖宗成法的大事。要冲破历史惰性和阻力，不可能一帆风顺。出面阻挡历史车轮的，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她发动政变，废除大部分维新措施，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机遇。这次政变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新旧冲突。触发政变的原因也非常复杂，维新派也有责任。后果则极其严重，两年后就表露无遗了。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接到密报，说有人要加害自己，立即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重新“训政”（垂帘听政）；调兵三千，关闭北京所有城门；下令逮捕康有为等人。慈禧是政变老手，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此后，他虽然与慈禧并排坐在龙椅上，却已成了地道的傀儡。政变是顽固保守势力对维新变法的反扑。此事并非偶然，也不能归罪于某个人的品德。慈禧当然有权谋，她一开局就任自己的心腹荣禄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牢牢抓住兵权；又把皇帝的师傅翁同和撤职赶回乡。但从更广阔的背景去看，政变的发动者和支持者，不过是体现了传统文化各种负面因素，特别是其中因循守旧，中华是天朝大国，不准以夷变夏的心态。而维新派的幼稚、盲动，没有审时度势，考虑力量对比，也是触发政变的直接原因。维新派没有妥善安排冗官的出路，照顾其利益，一下子就把他们推到反对势力那里去了。加上改革科举，又使全国不少除四书五经之外什么也不懂的童生、秀才、举人惶惶不可终日。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受到该部大臣压制，光绪帝一下子就革掉了怀塔布、许应騤等六位尚书、侍郎，代表旧势力的官员们哪能不设法反抗？在维新的高潮，康有为竟然提出要剪辫子、改国号、变服式；儒家经典是士绅赖以安身立命的宝贝，康有为却偏偏说是伪经，把政治与学术绞在一起，疏远了大批有改革要求的士绅，徒然招致怨恨和敌意。

政变一开始，政府在北京街头到处搜捕维新派。康有为从天津乘往上海的英国轮船重庆号外逃，清政府已经准备好等船一靠岸就上船抓他。幸亏得李提摩太请求上海英国领事搭救，派出驳船在吴淞口外截住重庆号，转上另一英国船逃到香港。梁启超则逃入日本使馆，后来化装逃至日本。支持维新的大臣都受到严惩，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恒流放新疆、徐致靖撤职，新任礼部尚书李端棻也遭流放，湖南主要官员全都撤掉。还有一批人被杀害，遭杀害的首要人物是四个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本来可以逃脱，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前留下的话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就义者还有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御史杨深秀支持变法，政变后不畏强暴，上疏请慈禧“撤帘归政”，把大权还给皇帝，也被一并绑赴北京菜市口砍头。这六名英烈史称“六君子”。

政变的实质是阻挡中国人接受世界现代文明。这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政变的后果不但表现在新政废止，志士流血，更严重的是文化氛围的大改变，维新变法成了罪名，维护祖宗家法乃理所当然。政变是历史大倒退，改革措施大都被废止。科举“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和八股取士，经济特科停办；连武科也照旧用马步箭刀考试。闲散衙门和冗员照旧上班，恢复被裁撤的三省巡抚。中下级官员和士绅上书，只能照旧请高官“代奏”。硕果仅存的京师大学堂，在义和团事件中也被迫停办。官办报纸一律停办，民办的也“亟应设法禁止”。集会结社厉行禁止，入会者“分别首从，按律治罪”。迫于形势，发展经济的措施一般都保留下来。

政变后，不但兴中会等革命组织迅速发展，性本温和的维新派也拿起刀枪。逃到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成保皇会，积极筹款，策划兴兵勤王，拯救光绪皇帝。梁启超转而鼓吹革命，打算与孙文合作。两年后，终于在汉口等地爆发自立军起义。因遭到张之洞镇压，唐才常、林圭等就义。另一方面，愚昧无知的亲贵在朝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沾洋带新的事物被蔑视。一年后，集本土文化愚昧因素大成的义和团在华北势力迅速扩大。慈禧和朝中愚昧权贵妙想天开，要依靠他们的符咒“扶清灭洋”，并且主动围攻各国使馆，同时向各国宣战。包括许景澄在内的五位大臣，因反对慈禧和义和团的野蛮行径，先后被处死。一场更大的国家灾难正在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