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變法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變革。今天看來，革新的內容都是常識，無可挑剔。可是，百年前的中國，這些卻是違反祖宗成法的大事。要衝破歷史惰性和阻力，不可能一帆風順。出面阻擋歷史車輪的，是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她發動政變，廢除大部分維新措施，使中國喪失了一次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機遇。這次政變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新舊衝突。觸發政變的原因也非常複雜，維新派也有責任。後果則極其嚴重，兩年後就表露無遺了。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接到密報，說有人要加害自己，立即從頤和園回到紫禁城，宣佈重新「訓政」（垂簾聽政）；調兵三千，關閉北京所有城門；下令逮捕康有為等人。慈禧是政變老手，光緒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此後，他雖然與慈禧並排坐在龍椅上，卻已成了地道的傀儡。政變是頑固保守勢力對維新變法的反撲。此事並非偶然，也不能歸罪於某個人的品德。慈禧當然有權謀，她一開局就任自己的心腹榮祿為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牢牢抓住兵權；又把皇帝的師傅翁同龢撤職趕回鄉。但從更廣闊的背景去看，政變的發動者和支持者，不過是體現了傳統文化各種負面因素，特別是其中因循守舊，中華是天朝大國，不準以夷變夏的心態。而維新派的幼稚、盲動，沒有審時度勢，考慮力量對比，也是觸發政變的直接原因。維新派沒有妥善安排冗官的出路，照顧其利益，一下子就把他們推到反對勢力那裏去了。加上改革科舉，又使全國不少除四書五經之外甚麼也不懂的童生、秀才、舉人惶惶不可終日。禮部主事王照上書受到該部大臣壓制，光緒帝一下子就革掉了懷塔布、許應騤等六位尚書、侍郎，代表舊勢力的官員們哪能不設法反抗？在維新的高潮，康有為竟然提出要剪辮子、改國號、變服式；儒家經典是士紳賴以安身立命的寶貝，康有為卻偏偏說是偽經，把政治與學術絞在一起，疏遠了大批有改革要求的士紳，徒然招致怨恨和敵意。

政變一開始，政府在北京街頭到處搜捕維新派。康有為從天津乘往上海的英國輪船重慶號外逃，清政府已經準備好等船一靠岸就上船抓他。幸虧得李提摩太請求上海英國領事搭救，派出駁船在吳淞口外截住重慶號，轉上另一英國船逃到香港。梁啟超則逃入日本使館，後來化裝逃至日本。支持維新的大臣都受到嚴懲，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張蔭恒流放新疆、徐致靖撤職，新任禮部尚書李端棻也遭流放，湖南主要官員全都撤掉。還有一批人被殺害，遭殺害的首要人物是四個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本來可以逃脫，但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視死如歸。從容就義前留下的話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就義者還有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御史楊深秀支持變法，政變後不畏強暴，上疏請慈禧「撤簾歸政」，把大權還給皇帝，也被一併綁赴北京菜市口砍頭。這六名英烈史稱「六君子」。

政變的實質是阻擋中國人接受世界現代文明。這是野蠻對文明的勝利。政變的後果不但表現在新政廢止，志士流血，更嚴重的是文化氛圍的大改變，維新變法成了罪名，維護祖宗家法乃理所當然。政變是歷史大倒退，改革措施大都被廢止。科舉「悉照舊制」，仍以四書文和八股取士，經濟特科停辦；連武科也照舊用馬步箭刀考試。閒散衙門和冗員照舊上班，恢復被裁撤的三省巡撫。中下級官員和士紳上書，只能照舊請高官「代奏」。碩果僅存的京師大學堂，在義和團事件中也被迫停辦。官辦報紙一律停辦，民辦的也「亟應設法禁止」。集會結社厲行禁止，入會者「分別首從，按律治罪」。迫於形勢，發展經濟的措施一般都保留下來。

政變後，不但興中會等革命組織迅速發展，性本溫和的維新派也拿起刀槍。逃到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組成保皇會，積極籌款，策劃興兵「勤王」，拯救光緒皇帝。梁啟超轉而鼓吹革命，打算與孫文合作。兩年後，終於在漢口等地爆發自立軍起義。因遭到張之洞鎮壓，唐才常、林圭等就義。另一方面，愚昧無知的親貴在朝中的影響力迅速擴大，沾洋帶新的事物被蔑視。一年後，集本土文化愚昧因素大成的義和團在華北勢力迅速擴大。慈禧和朝中愚昧權貴妙想天開，要依靠他們的符咒「扶清滅洋」，並且主動圍攻各國使館，同時向各國宣戰。包括許景澄在內的五位大臣，因反對慈禧和義和團的野蠻行徑，先後被處死。一場更大的國家災難正在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