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切专制王朝一样，清帝国并没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在康有为、梁启超看来，“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为唤醒还在沉睡的士绅，康、梁等人和一些开明官僚冲破禁令，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救亡或以引进西学为目的之团体。这些团体往往不约而同，以办报为第一选择，开民智、开官智，蔚然成风。整个维新运动期间，各地的保国会、保浙会、保滇会、不缠足会和各种学会组织有103个，新办报馆共64家。

1895年8月17日，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笔的《万国公报》创刊（后易名为《中外纪闻》），每两日出版一次，主要介绍西方富国强兵、办学办报等情况，免费派送给京城士绅和官员。11月中，“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在京成立，得到一些军机大臣、地方总督如翁同和、王文韶、张之洞、袁世凯等支持和赞助，像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外国人亦有参与活动。但是御史杨崇伊却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学会惨遭封禁，被改为毫无生气的官书局。1895年11月，几乎与强学会在北京成立的同时，康有为与有关人士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宗旨同样是“专为中国自强而立”，“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黄遵宪、张謇、章太炎等都有参与。它出版《强学报》，但只出三期就遭禁。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也与北京的同名组织一样被封。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利用强学会的余款，在上海办《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以激动人心的《变法通议》等名篇，把该报办得有声有色，议论新颖，文字通俗，风靡全国。这份被胡适誉为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报刊，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下令改为官报，派康有为任督办。汪康年争权，抢先易名《昌言报》，出版了10期，后被迫停刊。

中国受西方文化启蒙，从鸦片战争前后已开始，逐步培植了一批先觉者。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批启蒙论著陆续出版或重版，为这次全民的启蒙运动奠下理论基础。其中，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王韬的《韬园文录外编》、何启及胡礼垣的《新政真诠》等著作影响最大。当中好些作者都与香港关系密切。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所介绍和编译的西学，亦发挥了重大作用。

百日维新中有一引人瞩目的事件：光绪皇帝下令重印《校邠庐抗议》1,000册，下发予京内外大臣阅读和签注意见。这部书是江苏人冯桂芬（1809—1874年）在1861年写成，书中尖锐批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要求“鉴诸国”汲取各国之长，彻底改革，并提出采西学、制洋器、变科举、汰冗员、厚养廉、杜亏空等42条具体建议。尽管书出版了三十多年，但许多良策直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仍未实行。

1874年王韬在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份有重大影响力的日报。王韬（1828—1897年），江苏吴县人，1849年到上海，在英国人办的墨海书馆当翻译和校对。1862年因给太平军将领写信被通缉，逃亡香港，协助理雅各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1867至1870年间又应理雅各之邀，到苏格兰助译《易经》，后游览各地，亲身了解西方文明。他在报上发表的众多政论，后来辑录为《韬园文录外编》，是鼓吹中国必须改革和如何改革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