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切專制王朝一樣，清帝國並沒有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在康有為、梁啟超看來，「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為喚醒還在沉睡的士紳，康、梁等人和一些開明官僚衝破禁令，組織起各式各樣的救亡或以引進西學為目的之團體。這些團體往往不約而同，以辦報為第一選擇，開民智、開官智，蔚然成風。整個維新運動期間，各地的保國會、保浙會、保滇會、不纏足會和各種學會組織有103個，新辦報館共64家。

1895年8月17日，由梁啟超、麥孟華主筆的《萬國公報》創刊（後易名為《中外紀聞》），每兩日出版一次，主要介紹西方富國強兵、辦學辦報等情況，免費派送給京城士紳和官員。11月中，「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又稱強學書局）在京成立，得到一些軍機大臣、地方總督如翁同龢、王文韶、張之洞、袁世凱等支持和贊助，像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外國人亦有參與活動。但是御史楊崇伊卻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將開處士橫議之風」。學會慘遭封禁，被改為毫無生氣的官書局。1895年11月，幾乎與強學會在北京成立的同時，康有為與有關人士組織了上海強學會，宗旨同樣是「專為中國自強而立」，「聯人心，講學術，以保衞中國」。黃遵憲、張謇、章太炎等都有參與。它出版《強學報》，但只出三期就遭禁。1896年1月，上海強學會也與北京的同名組織一樣被封。1896年8月，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利用強學會的餘款，在上海辦《時務報》。主筆梁啟超以激動人心的《變法通議》等名篇，把該報辦得有聲有色，議論新穎，文字通俗，風靡全國。這份被胡適譽為開創了一個時代的報刊，在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下令改為官報，派康有為任督辦。汪康年爭權，搶先易名《昌言報》，出版了10期，後被迫停刊。

中國受西方文化啟蒙，從鴉片戰爭前後已開始，逐步培植了一批先覺者。進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一批啟蒙論著陸續出版或重版，為這次全民的啟蒙運動奠下理論基礎。其中，以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何啟及胡禮垣的《新政真詮》 ，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薛福成的《籌洋芻議》等著作影響最大。當中好些作者都與香港關係密切。而李提摩太、林樂知等西方傳教士所介紹和編譯的西學，亦發揮了重大作用。

百日維新中有一引人矚目的事件：光緒皇帝下令重印《校邠廬抗議》1,000冊，下發予京內外大臣閱讀和簽注意見。這部書是江蘇人馮桂芬（1809—1874年）在1861年寫成，書中尖銳批評中國「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要求「鑑諸國」汲取各國之長，徹底改革，並提出採西學、製洋器、變科舉、汰冗員、厚養廉、杜虧空等42條具體建議。儘管書出版了三十多年，但許多良策直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仍未實行。

1874年王韜在港創辦《循環圈日報》，這是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份有重大影響力的日報。王韜（1828—1897年），江蘇吳縣人，1849年到上海，在英國人辦的墨海書館當翻譯和校對。1862年因給太平軍將領寫信被通緝，逃亡香港，協助理雅各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1867至1870年間又應理雅各之邀，到蘇格蘭助譯《易經》，後遊覽各地，親身了解西方文明。他在報上發表的眾多政論，後來輯錄為《弢園文錄外編》，是鼓吹中國必須改革和如何改革的第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