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1895至1898年间中国士大夫为救亡图存，结合清帝光绪力量推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国军队在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触发这次维新运动的主要原因。反思、追究、献策，一场要求社会变革的风暴在全国掀起。这股民间兴起追究惨败原因、讨论救亡对策、要求变革的思潮，是由一群接触西方文化，与外国人交往较多的留学生、外交官、商人，联同深受国内翻译著作和报刊影响的秀才、举人为骨干所推动。

救亡必先启蒙，要让多数中国人都认同，救中国必须学西方，实现现代化。通过自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不断与西方接触和交往，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较多接触西方列强，知道中西文化和社会制度优劣的群体，严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甲午战败，他是当之无愧的维新变法启蒙者，梁启超就曾一再向他请教。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福州）人。1867年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1年毕业后在水师服役，1876年被派往英国学海军，1879年归国到福州船政学堂执教。在1880年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91年升任总办（校长）。留学期间，严复一再同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讨论心得，见识高人一筹。他在维新运动中发表许多重要论文，可算是中国第一代启蒙思想家。甲午战败后的正月新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题为《论世变之亟》的文章，指出中西反差如此之大，中国自强运动所以失败，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五个大字。严复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和奋斗目标，指出了维新运动的路向。严复在维新运动中又一贡献是鼓吹进化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不少中国知识阶层已经听闻进化论，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观点，是在1896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天演论》后，才广泛流传，成为知识阶层乃至普通市民的口头禅，激励维新志士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视亡国灭种的危机，奋起抗争。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京会试的各省公车（举人）纷纷联名上书反对。逾1,300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公推康有为执笔，一天两夜写下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大主张。4月22日，梁启超带头组织广东、湖南举人联合上书都察院，拉开了这场民众运动的帷幕。应运而生的领袖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最后有603人签名，于5月2日上交朝廷。因为都察院压制，这个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中，拒和、迁都等主张也不可能被采纳，但这篇大义凛然的鸿文，迅速在各地传抄和印刷，激起强烈的爱国热潮。公车上书是维新变法的开端。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1888年开始多次上书，要求变法。1890年后，受公羊学学者廖平的启迪，利用传统文化作维新变法的依据。他的学说有三点最引人注目：一、三世说：把历史发展概括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二、大同说：太平世是大同世界。一切财产公有，全人类脱离苦界达至极乐。三、伪经说：指那些被理学家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学，都是伪造的。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吸引了梁启超、麦孟华等一批优秀青年。他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于政变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继续推进他的事业。

梁启超（1873—1929年），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进入万木草堂后，帮助康有为编著《新学伪经考》等书。1895年随康有为入京会试，发动公车上书，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他所提倡的思想自由、道德革命、新史学、语文合一等，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所办的《时务报》、《清议报》，特别是《新民丛报》，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辛亥革命后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活跃政坛，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的旗手。

早在1865、1866年之交，清廷总税务司赫德（英籍）和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先后建议中国“借法兴利除弊”，同时“更求外国和睦”，避免打仗，创造有利于改革的环境。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些热心的外国人办起各种中文报刊，介绍西方情况，帮助中国人了解世界，影响最深远的是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而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新式学堂和翻译出版机构，也依靠外国传教士，他们是当时西学东渐的主力。直至1899年，十九世纪中国共出版介绍西学之书571种，其中81％出自他们之手。有的还直接介入了维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