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第四子。自幼聪颖，10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又很爱好民间文学，能背诵几千字的俳优小说，在曹氏兄弟中最有才能。曹操起初认为他是“最可定大事”的人，有立为太子之意。后来因为他的放任，加上曹丕集团善弄权术，终于决定立曹丕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即位，对曹植常怀猜忌，并施以迫害。先杀掉他的党羽丁仪、丁廙兄弟，又一再改换他的封地并严加监视。曹丕死后，其子曹睿即位，对曹植的迫害仍是有增无减。在曹丕父子两代的压制下，曹植被迫在十一年里六次更换爵位。所迁封地都是贫瘠的土地，身边部属都是老弱残兵。名为侯王，实际是被软禁的囚徒。既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也没有和亲朋兄弟来往的自由。最终郁郁而死，年仅40岁。因最后的封号是陈王，死后谥号为“思”，所以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

曹植在黄初前后生活遭遇的改变，使他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前后两期明显不同的变化。他的文学创作风格也随之而变。他生于乱世，长在军中。在曹操影响下，从年轻时起就立下了雄心壮志。他蔑视世人荡志佚游、虚度岁月的享乐生活，赞美烈士的忧时爱国之心和甘心战死疆场的慷慨豪情。许多诗都表现了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由于胸怀壮志，他对前朝前代的兴衰十分留意，写了下不少关于历代圣君贤相的赞词，并歌颂大禹和商汤“勤功恤民”（《画赞‧禹渡河》）、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明君治世的社会理想。对于国家政治军事的重大问题，他也往往议论纵横，颇多进策。所有这些都说明他建功立业的具体目标是要在政治上大有建树。由于他志向不凡，才华横溢，在曹操的庇荫下，养成了放任不羁、恃才傲物的个性。在与曹丕及诸子游览唱和的同时，曹植也写下了不少“怜风月、狎池苑”的作品，有的借描写风月或多或少地寄托了某些人生感触，有的则单纯地表现生活中某些赏心悦目的情景。总之，远大的抱负加上风流自赏的性格构成了他前期作品中豪放俊逸的少年意气。

黄初以后，七子相继逝世，文坛凋零。曹植也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由于后期常在迁徙之中，曹植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刻。例如《泰山梁甫行》写边海人民极度贫苦的生活，应当是他“居实六迁，连遇瘠土”的经历中亲眼所见：“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诗写边海的贫民所住的草房狐兔出没，妻子像禽兽一样，出门要靠林子遮蔽，可见是穷到无衣可穿。这种伤心惨目的景象其实不止海滨。汉末崔寔担任五原太守时也曾见到“土地不知缉绩，冬至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太平御览》卷二十七）的景象。可见曹植此诗展现的这幅凄风苦雨、萧条荒凉的图画，概括了当时很多边远贫瘠地区人民穷困到近于原始的生活状况。尽管受到曹丕父子的压制，但是曹植后期壮志并没有消失，而是不屈不挠地向朝廷上书，反复表白自己愿意辅佐君主的心情，希望改变目前的处境，让他为统一吴、蜀作出自己的贡献，甚至愿意做一名偏将，也不愿做“圈牢之养物”。这时他的诗歌也由豪壮激昂的高唱转为慷慨不平的悲鸣，作品多以反抗当权者的迫害为主题，使建安年间感时伤乱、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在黄初、景初年间，通过曹植的独特经历和诗歌内容放出了新的光彩。

曹植的诗歌艺术成就很高，钟嵘《诗品》说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而不群。”历代诗论也充分肯定了他高于建安诗人的历史地位。他的风格多样。除了上述的慷慨悲歌以外，也有情词哀婉的低吟，例如《杂诗》其一说：“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此诗寄托了远离故乡、思念亲人的痛苦，格调清丽悲淡。类似的起调还有“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等等，都能看出曹植善于以气势高远的景句开篇的特长。

他还有不少游仙诗，往往因世情险恶有感而发，想借升天远游忘却人间烦恼，例如《远游篇》:“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承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饥，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海中的大鱼灵鳌、昆仑的仙人玉女，食蕊餐霞的世外生活、乘风长啸的精神自由，使他看到了比人间至尊更高的境界，向往获得与日月同光的永恒生命。这些丰富的想像，上承《楚辞》出世远游的精神，下启李白纵横捭阖的表现手法，将汉乐府的迷信求仙之作演变成后人抒写离世隐逸之志的重要体裁，发展了游仙诗的表现艺术。而曹植最突出的艺术贡献，还在于他对比兴(小知识)手法的发展和辞采的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