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曹丕的诗有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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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文帝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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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公元187—226年)是曹操的次子,字子桓。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立为魏太子。这一时期,他除了从军出征以外,大部分时间在内留守,因而有较安定的环境与众兄弟和文人们游览园林、吟赏赋诗。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继承曹操为魏王,废汉献帝自立为大魏皇帝,改年号为黄初。曹丕做了七年皇帝,虽然也沿袭了曹操的一些措施,如限制宦官外戚、轻刑薄赋等,但政治才能和军事建树远不如其父。他放弃了曹操唯才是举、抑制豪强的政策,转而向士族妥协,采用“九品官人法”,将汉末选举人才的私人评议变成政府的品第,这一制度开了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先例。在思想上,他爱好黄老的崇尚自然。作为一个政治家,曹丕有善弄权术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文人,他又有重感情的一面。他把属下的文人当朋友看待,对他们的性格、才能和成就有相当中肯的评价。他的文章感情真挚,诗赋也多以离愁为主题,情词哀婉,这与他的气质爱好是直接有关的。

 

曹丕的诗歌大部分是乐府,也有部分古诗。以游子思妇一类题材居多。他也和其他建安诗人一样,有过从军出征的经历,所以少数诗篇抒发了“救民涂炭”的抱负,对社会现实有所反映。例如《令诗》描写“丧乱悠悠过纪,白骨从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的惨象;四言诗《黎阳作》写“霖雨载涂,舆人困穷。载驰载驱,沐雨栉风”的行军之苦;六言诗《黎阳作》描绘高楼故宅经过战乱倾败荒芜的景象;《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以新妇的口气倾诉与船夫新婚离别的痛苦(此诗作者一说为徐干);《上留田行》揭露了“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的不合理现象。不过相比其他建安诗人而言,他的诗里虽有一些在出征途中或游览宴饮的观感,却较少表现建功立业的壮志和慷慨不平的豪气。更多的是对人生意义的探问,游子思乡的悲哀以及对寡妇、弃妇和思妇的同情,较多地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传统。

 

对人生的思考本来是东汉以及建安诗人思考的共同问题。不过曹丕对人生意义的探问,更多怀疑和迷惘的心绪,也多了玄学任自然的色彩。例如:《大墙上蒿行》反复自问:“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认为人生在天地间,本来就像飞鸟落在枯枝上那么偶然和短暂。不知自己当如何对待此生。他想在服食、宫室、女乐等物质享受中获取快乐,但仍然无法从悲苦的心情中自拔。当他与兄弟僚属一起游宴时,看到的景色虽然赏心悦目,但还是难免“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芙蓉池作》)的感慨。

 

曹丕的游子诗有的是发自军旅生活的体验,如《陌上桑》将征夫“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的征途中披荆斩棘寻找道路的艰难、寝宿荒山野岭的可怖以及行旅中的孤独写得十分生动。更多的是借这一传统题材寄寓人生飘零之感。如《善哉行》二首其一:“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野雉群雊,猿猴相追。还望故乡,郁何垒垒。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写游子在山上餐风宿露,饥寒交迫,思念故乡,不由得感叹“人生如寄”,而行役中看到河流里随波漂泊的行舟,也同样让他想到“岁月如驰”、“有似客游”的境况。客游行役的荒凉凄苦正如人生道路的艰难困苦。曹丕的思妇诗有的是代弃妇、思妇自怨自伤,如《代刘勋妻王氏杂诗》:“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以弃妇向床帐说话的口气,写她与床帐的相怜相惜,床帐正是弃妇命运的写照。这些诗深深寄托着人生多故、悲友悼亡的伤离之感,写得缱绻多情,凄凉哀怨。《杂诗》二首和《燕歌行》就是其游子思妇类题材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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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首正式的七言诗《燕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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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乐府依然沿袭了汉乐府的特色,语言通俗质朴,较少修饰。古诗风格清和玄远,声调谐婉。在建安诗人慷慨任气的高唱中,独以清隽婉约的特色自立一宗。他善于模仿各种歌谣的体制,大胆尝试各种新的诗歌形式。作品有四言、骚体、五言、杂言、六言和七言。如《陌上桑》以三三七句式为主,《大墙上蒿行》是一首长达364字的长篇杂言,最短三言,最长达到十三言。七言的起源与五言同时,但成熟较晚。汉代有七言谣谚,也有少量文人制作,但当时“七言”都只是应用体韵文,句句押韵,也不称为诗。直到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出现,才有了抒情的七言诗,但是各章首句都带“兮”字,还不是纯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公认为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已经具备完整的抒情诗的品质。后世的思妇诗多用七言歌行体,也与曹丕的创作有关。因此曹丕在诗歌艺术和体制方面的探索,对于诗歌形式的发展有其开创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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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0年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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