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公元187—226年）是曹操的次子，字子桓。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封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立為魏太子。這一時期，他除了從軍出征以外，大部分時間在內留守，因而有較安定的環境與眾兄弟和文人們遊覽園林、吟賞賦詩。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繼承曹操為魏王，廢漢獻帝自立為大魏皇帝，改年號為黃初。曹丕做了七年皇帝，雖然也沿襲了曹操的一些措施，如限制宦官外戚、輕刑薄賦等，但政治才能和軍事建樹遠不如其父。他放棄了曹操唯才是舉、抑制豪強的政策，轉而向士族妥協，採用「九品官人法」，將漢末選舉人才的私人評議變成政府的品第，這一制度開了魏晉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先例。在思想上，他愛好黃老的崇尚自然。作為一個政治家，曹丕有善弄權術的一面，但是作為一個文人，他又有重感情的一面。他把屬下的文人當朋友看待，對他們的性格、才能和成就有相當中肯的評價。他的文章感情真摯，詩賦也多以離愁為主題，情詞哀婉，這與他的氣質愛好是直接有關的。

曹丕的詩歌大部分是樂府，也有部分古詩。以遊子思婦一類題材居多。他也和其他建安詩人一樣，有過從軍出征的經歷，所以少數詩篇抒發了「救民塗炭」的抱負，對社會現實有所反映。例如《令詩》描寫「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的慘象；四言詩《黎陽作》寫「霖雨載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的行軍之苦；六言詩《黎陽作》描繪高樓故宅經過戰亂傾敗荒蕪的景象；《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以新婦的口氣傾訴與船夫新婚離別的痛苦（此詩作者一說為徐幹）；《上留田行》揭露了「富人食稻與粱」、「貧子食糟與糠」的不合理現象。不過相比其他建安詩人而言，他的詩裏雖有一些在出征途中或遊覽宴飲的觀感，卻較少表現建功立業的壯志和慷慨不平的豪氣。更多的是對人生意義的探問，遊子思鄉的悲哀以及對寡婦、棄婦和思婦的同情，較多地繼承了古詩十九首的傳統。

對人生的思考本來是東漢以及建安詩人思考的共同問題。不過曹丕對人生意義的探問，更多懷疑和迷惘的心緒，也多了玄學任自然的色彩。例如：《大牆上蒿行》反復自問：「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我今隱約欲何為？」認為人生在天地間，本來就像飛鳥落在枯枝上那麼偶然和短暫。不知自己當如何對待此生。他想在服食、宮室、女樂等物質享受中獲取快樂，但仍然無法從悲苦的心情中自拔。當他與兄弟僚屬一起遊宴時，看到的景色雖然賞心悅目，但還是難免「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芙蓉池作》）的感慨。

曹丕的遊子詩有的是發自軍旅生活的體驗，如《陌上桑》將征夫「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的征途中披荊斬棘尋找道路的艱難、寢宿荒山野嶺的可怖以及行旅中的孤獨寫得十分生動。更多的是借這一傳統題材寄寓人生飄零之感。如《善哉行》二首其一：「上山採薇，薄暮苦饑。溪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群雊，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郁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寫遊子在山上餐風宿露，饑寒交迫，思念故鄉，不由得感嘆「人生如寄」，而行役中看到河流裏隨波漂泊的行舟，也同樣讓他想到「歲月如馳」、「有似客遊」的境況。客遊行役的荒涼淒苦正如人生道路的艱難困苦。曹丕的思婦詩有的是代棄婦、思婦自怨自傷，如《代劉勳妻王氏雜詩》：「翩翩床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以棄婦向床帳說話的口氣，寫她與床帳的相憐相惜，床帳正是棄婦命運的寫照。這些詩深深寄託着人生多故、悲友悼亡的傷離之感，寫得繾綣多情，淒涼哀怨。《雜詩》二首和《燕歌行》就是其遊子思婦類題材的代表作。

曹丕的樂府依然沿襲了漢樂府的特色，語言通俗質樸，較少修飾。古詩風格清和玄遠，聲調諧婉。在建安詩人慷慨任氣的高唱中，獨以清雋婉約的特色自立一宗。他善於模仿各種歌謠的體制，大膽嘗試各種新的詩歌形式。作品有四言、騷體、五言、雜言、六言和七言。如《陌上桑》以三三七句式為主，《大牆上蒿行》是一首長達364字的長篇雜言，最短三言，最長達到十三言。七言的起源與五言同時，但成熟較晚。漢代有七言謠諺，也有少量文人製作，但當時「七言」都只是應用體韻文，句句押韻，也不稱為詩。直到東漢張衡的《四愁詩》出現，才有了抒情的七言詩，但是各章首句都帶「兮」字，還不是純七言詩。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公認為現存最早的七言詩，已經具備完整的抒情詩的品質。後世的思婦詩多用七言歌行體，也與曹丕的創作有關。因此曹丕在詩歌藝術和體制方面的探索，對於詩歌形式的發展有其開創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