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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曹操如何在文坛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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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许昌魏武帝广场曹操雕像(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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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虽是大族,却不是名门。曹操十岁举孝廉,希望在地方官任上取得实绩,树立名誉,后来担任济南相时,因打击豪强,奏免不法官吏,得罪了有权势的宦官。辞职后发愤苦读。董卓之乱时,曹操组织义兵征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后在任兖州牧时镇压过黄巾起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他迎接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收拾军阀混战的残破局面,建立曹魏政权,为全国统一奠定基础。同时他兴办屯田,抑制豪强兼并,用人唯才是举,打破家世门第的限制,这一切对安定社会、恢复经济都起了积极作用。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不但网罗了天下文士,开创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自己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一生所作书、表、诏令现存一百四十多篇。文笔简洁朴素,风格清峻通脱,出言直截了当,甚至无所顾忌地在诏令中披露毕生心事。他的诗歌也和他的为人和文风一样,能够直白本心,表现了率真沉雄的鲜明个性和豪迈劲健、笼盖一世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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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孟德横梁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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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诗今存24首,全是乐府诗,所用的题目大都是汉乐府古题。这些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也歌唱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其中有不少表现他对人生的思考,流露出复杂的思想矛盾。这种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开创了魏晋至唐宋乐府诗歌的优良传统。他的诗歌直抒性情,朴厚古质,气势沉雄,慷慨悲凉,在英雄本色中时露霸气,典型地体现了建安时代的精神和建安文学的气骨。钟嵘《诗品》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曹操有一些乐府诗,借评价古人,抒发了政治革新的理想,如《短歌行》“周西伯昌”和《善哉行》“古公亶父”评论西周历代的贤君和春秋时期的齐桓、晋文、晏子、孔子等,认为“王德之仁,行施百世”。他本着“天地间,人为贵”的思想,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度关山》)。他理想的“太平时”是“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由此可以看出,曹操虽然激烈抨击虚伪的名教,但并不是真正排斥儒家,他的这些政治理想就是以原始儒学、尤其是孟子的民本说为主,主张君贤臣忠,民知礼让,路不拾遗,耕种及时,收获丰足,无人犯法,老人受到孝养。同时兼取法家的刑法,墨家的“兼爱”、“尚同”,实现在等级制度下的仁政。这类政治史论在两汉一般都用四言诗表现,曹操将它们搬入乐府,显然有播之乐章以利于说教的意图。这些诗都采用杂言乐府体,表达自由,文字朴质,颇有汉乐府遗意。

 

曹操还有一些乐府诗记录了汉末大乱的时代境况。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是曹操的首创,对建安诗人和后代乐府诗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一个动荡时代的风云人物,曹操善于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结合政治军事的经验,用诗歌深刻地概括社会变乱的某些本质现象,并对人民的苦难寄予同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薤露》和《蒿里行》这两首。这两个题目在汉代原是送葬时连唱的挽歌,曹操用它们来记录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伤时悯乱之情正暗合古题原意。

 

曹操领兵征战三十年,对行军的艰难困苦深有体会。《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便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描写征战之苦的姐妹篇。《苦寒行》大约作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正月曹操北征高干时。诗中极写北上太行山的万般困苦,前半首描绘路陡车毁、熊咆虎啸、山谷人稀、大雪纷飞的荒寒景色。苦险中自见苦寒之意。后半首对景兴叹,直抒进退两难、迷乱忧郁的心绪,又在抒情中展现出水深桥断、失路徘徊、人困马乏,无处栖宿的艰难情景,最后选用敲冰煮炊这一细节,由苦饥带转苦寒。全诗境界阔远,感受真切,声情苍凉沉郁,语言朴素动人。至于他的《却东西门行》则反映连年征战给将士们带来的漂泊流离的痛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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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大宴铜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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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乐府诗有不少写他对人生的思考。《秋胡行》感叹“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所以希望与神仙同游。《气出倡》和《陌上桑》想像他能登上昆仑,见西王母,“寿如南山不忘愆”。但他实际上明白“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所以自笑“思想昆仑居,见欺于迂怪”(《精列》)。这些诗都在反复曲折地吐露内心的苦闷之后,以通达乐观的态度战胜了年寿不永和壮心不已的矛盾。《秋胡行》慨叹天地长久,人命短促,唯有统一天下,施行仁义,制礼作乐,才能荣名永传。在讴歌宇宙永恒的同时,他更积极地探索人生的意义,抒发了及时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思想。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作是他的《步出夏门行》和《短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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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0年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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