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的父親曹嵩是宦官曹騰的養子，雖是大族，卻不是名門。曹操十歲舉孝廉，希望在地方官任上取得實績，樹立名譽，後來擔任濟南相時，因打擊豪強，奏免不法官吏，得罪了有權勢的宦官。辭職後發憤苦讀。董卓之亂時，曹操組織義兵征討，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後在任兗州牧時鎮壓過黃巾起義。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他迎接漢獻帝遷都許昌，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收拾軍閥混戰的殘破局面，建立曹魏政權，為全國統一奠定基礎。同時他興辦屯田，抑制豪強兼併，用人唯才是舉，打破家世門第的限制，這一切對安定社會、恢復經濟都起了積極作用。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他不但網羅了天下文士，開創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學新局面，自己也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他一生所作書、表、詔令現存一百四十多篇。文筆簡潔樸素，風格清峻通脫，出言直截了當，甚至無所顧忌地在詔令中披露畢生心事。他的詩歌也和他的為人和文風一樣，能夠直白本心，表現了率真沉雄的鮮明個性和豪邁勁健、籠蓋一世的英雄氣概。

曹操的詩今存24首，全是樂府詩，所用的題目大都是漢樂府古題。這些詩反映了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也歌唱了統一天下的理想，其中有不少表現他對人生的思考，流露出複雜的思想矛盾。這種以樂府古題寫時事的作法開創了魏晉至唐宋樂府詩歌的優良傳統。他的詩歌直抒性情，樸厚古質，氣勢沉雄，慷慨悲涼，在英雄本色中時露霸氣，典型地體現了建安時代的精神和建安文學的氣骨。鍾嶸《詩品》稱「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曹操有一些樂府詩，借評價古人，抒發了政治革新的理想，如《短歌行》「周西伯昌」和《善哉行》「古公亶父」評論西周歷代的賢君和春秋時期的齊桓、晉文、晏子、孔子等，認為「王德之仁，行施百世」。他本着「天地間，人為貴」的思想，反對「勞民為君，役賦其力」（《度關山》）。他理想的「太平時」是「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斑白不負載。雨澤如此，百穀用成。」由此可以看出，曹操雖然激烈抨擊虛偽的名教，但並不是真正排斥儒家，他的這些政治理想就是以原始儒學、尤其是孟子的民本說為主，主張君賢臣忠，民知禮讓，路不拾遺，耕種及時，收穫豐足，無人犯法，老人受到孝養。同時兼取法家的刑法，墨家的「兼愛」、「尚同」，實現在等級制度下的仁政。這類政治史論在兩漢一般都用四言詩表現，曹操將它們搬入樂府，顯然有播之樂章以利於說教的意圖。這些詩都採用雜言樂府體，表達自由，文字樸質，頗有漢樂府遺意。

曹操還有一些樂府詩記錄了漢末大亂的時代境況。用樂府古題寫時事，是曹操的首創，對建安詩人和後代樂府詩產生深遠影響。作為一個動盪時代的風雲人物，曹操善於以高瞻遠矚的眼光，結合政治軍事的經驗，用詩歌深刻地概括社會變亂的某些本質現象，並對人民的苦難寄予同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薤露》和《蒿裏行》這兩首。這兩個題目在漢代原是送葬時連唱的輓歌，曹操用它們來記錄漢末董卓之亂前後最黑暗的一段歷史，傷時憫亂之情正暗合古題原意。

曹操領兵征戰三十年，對行軍的艱難困苦深有體會。《苦寒行》和《卻東西門行》便是從兩個不同角度描寫征戰之苦的姐妹篇。《苦寒行》大約作於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正月曹操北征高幹時。詩中極寫北上太行山的萬般困苦，前半首描繪路陡車毀、熊咆虎嘯、山谷人稀、大雪紛飛的荒寒景色。苦險中自見苦寒之意。後半首對景興嘆，直抒進退兩難、迷亂憂鬱的心緒，又在抒情中展現出水深橋斷、失路徘徊、人困馬乏，無處棲宿的艱難情景，最後選用敲冰煮炊這一細節，由苦饑帶轉苦寒。全詩境界闊遠，感受真切，聲情蒼涼沉鬱，語言樸素動人。至於他的《卻東西門行》則反映連年征戰給將士們帶來的漂泊流離的痛苦生活。

曹操的樂府詩有不少寫他對人生的思考。《秋胡行》感嘆「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所以希望與神仙同遊。《氣出倡》和《陌上桑》想像他能登上崑崙，見西王母，「壽如南山不忘愆」。但他實際上明白「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為懷此憂」。所以自笑「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精列》）。這些詩都在反復曲折地吐露內心的苦悶之後，以通達樂觀的態度戰勝了年壽不永和壯心不已的矛盾。《秋胡行》慨嘆天地長久，人命短促，唯有統一天下，施行仁義，制禮作樂，才能榮名永傳。在謳歌宇宙永恒的同時，他更積極地探索人生的意義，抒發了及時建功立業、積極進取的思想。其中最優秀的代表作是他的《步出夏門行》和《短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