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代，作家辈出，诗人秉受时代的豪气，将中国古典文学推上一个新高峰。文学史所称颂的“建安风骨”，指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内容上主要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寻求人生的永恒价值，在艺术风格上则体现为浑厚、刚健、质朴的特色和慷慨悲凉的情调。建安风骨后来为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等晋宋诗人一脉相承。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建安风力又表现为不同的内容，但是以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为出发点，寻求生命不朽的人生道路和处世原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晋宋以后，建安之风逐渐消退，但到了唐代，又成为诗歌革新的一面旗帜，促使陈子昂、李白和盛唐诗人恢复“汉魏兴寄”的优秀传统，重振了以抒写人生意气、追求建功立业为核心的理想主义精神，使中国古典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在盛唐达到了最高峰。

曹魏集团的政治需要改变了取士的标准，促进了建安学术思想的解放。由于魏武帝重视法家，魏文帝爱好老庄，士人们不再看重强调仁孝之行的儒家经典，而才与行、名与实的关系则成为建安学术的主要命题。重才轻德，讲究循名责实的思潮流行起来。所谓“天下重刑名”，刑名之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循名责实。建安文人不但宣导刑名之学的循名责实思想，同时也到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以“诚”为核心的中庸学说便作为反对虚伪的理论根据，与循名责实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可见此时提倡中庸，正是出于求实用、反虚名的政治需要。中庸思想以“诚”为核心，建安文人在借以反虚伪的同时，又着重阐发强调真诚、通人情的内涵。总之，刑名学、中庸论的核心意思都被归结到去掉虚伪名声和行为，恢复人的本性，崇尚真诚自然，务求通达人情。可见当时政治的需要促进了人才标准的改变和学术思想的解放，并催生了建安文人普遍推崇真性情的思潮，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学之中，就形成了建安诗歌对人生真正价值的共同追求。

在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建安文人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和瘟疫随时都可能夺走人的生命，建安七子大多数都死于建安末年的大瘟疫。怀着“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声名并灭”（曹植《求自试表》）的恐惧，建安文人和东汉文人同样都感到人生短暂的苦闷。但这种苦闷却是健康的与颓废有根本区别。东汉时期，对于生命短暂的忧虑已经反映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神仙方术的盛行迎合了世人希求长生的心理，但其虚妄很容易被识破。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宇宙悠久、人寿有限的感叹。当时佛教来世的观念还没有普及，所以人们对人生的考虑重在现实享受而不重精神意义。建安文人鄙视这种荡志淫游、及时行乐的人生观，积极追求人生永恒的精神价值，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人生理想。三不朽的思想贯穿于建安文人的全部诗文之中，由于时代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时机，对立功的追求，成为建安诗歌中呼声最高的主题。

建安文人的文艺观也同样体现了追求人生不朽、重个性通人情的时代精神。文章可以使人不朽的观念得以确立，文章自身的价值也愈益受到重视。曹丕还认识到文章可以表现出作者不同的个性气质，并且能平等地与建安文人们谈诗论文。两汉儒生视文艺为教化工具的观念被打破，重视民间文艺，爱好悲哀动听的音乐，主张歌舞戏乐感动人心，反对禁锢天性，在乐府中设立清商乐署，多用女乐表演，采用清商乐府调写作乐府诗，都违背了提倡礼乐雅颂以节制人心的儒家文艺观。

建安年代本属于东汉，诗歌中有一部分题材到题目都是沿袭汉诗而来。汉代诗歌分乐府和文人诗两类，乐府诗很多采自民间，题材广泛，反映社会问题涉及各个方面，如流民、孤儿、鳏夫、病妇、战士、乃至因生计无着导致铤而走险的造反者，也有赞美和讽刺地方太守的，这与乐府采诗有观察地方风俗民情、考察地方吏治的目的有关，多数以叙事为主，也有少数表现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的情歌。除此以外，关于人生问题的探索，如人生短促的感叹、生活经验的告诫、求仙采药的幻想等等，都反映了汉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文人诗则主要是赠答、送别、言志类题材，其中游子思妇类占了大多数，反映了当时士子为求仕疲于奔波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感慨，以抒情为主。建安诗歌在继承以上题材和艺术表现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建安文学中诗歌成就最高，但文和赋这两种文体也有新的特色。先秦两汉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第一个高峰期。西汉散文浑厚朴茂，东汉散文出现了铺陈排偶的倾向，但还不失汉文气格朴厚的本色。魏晋时期，散文变得通脱清峻、自由活泼。同时句式整齐、专讲对偶的骈文也在此时发源。这种文体最后形成于南北朝，全篇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其中以四字六字相间定篇者，也称四六文。但建安骈文还多穿插散句。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两汉时发展到极盛。汉代盛行铺张夸饰的大赋，到魏晋时期开始出现抒情小赋，产生了一些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