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代，作家輩出，詩人秉受時代的豪氣，將中國古典文學推上一個新高峰。文學史所稱頌的「建安風骨」，指這個時期的文學在內容上主要反映社會的動亂和人民的苦難，抒發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尋求人生的永恒價值，在藝術風格上則體現為渾厚、剛健、質樸的特色和慷慨悲涼的情調。建安風骨後來為阮籍、左思、陶淵明、鮑照等晉宋詩人一脈相承。雖然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建安風力又表現為不同的內容，但是以認真思考人生的意義為出發點，尋求生命不朽的人生道路和處世原則，是他們的共同特點。晉宋以後，建安之風逐漸消退，但到了唐代，又成為詩歌革新的一面旗幟，促使陳子昂、李白和盛唐詩人恢復「漢魏興寄」的優秀傳統，重振了以抒寫人生意氣、追求建功立業為核心的理想主義精神，使中國古典詩歌的思想藝術成就在盛唐達到了最高峰。

曹魏集團的政治需要改變了取士的標準，促進了建安學術思想的解放。由於魏武帝重視法家，魏文帝愛好老莊，士人們不再看重強調仁孝之行的儒家經典，而才與行、名與實的關係則成為建安學術的主要命題。重才輕德，講究循名責實的思潮流行起來。所謂「天下重刑名」，刑名之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循名責實。建安文人不但宣導刑名之學的循名責實思想，同時也到原始的儒家經典中作新的發掘，以「誠」為核心的中庸學說便作為反對虛偽的理論根據，與循名責實的思想結合在一起。可見此時提倡中庸，正是出於求實用、反虛名的政治需要。中庸思想以「誠」為核心，建安文人在藉以反虛偽的同時，又着重闡發強調真誠、通人情的內涵。總之，刑名學、中庸論的核心意思都被歸結到去掉虛偽名聲和行為，恢復人的本性，崇尚真誠自然，務求通達人情。可見當時政治的需要促進了人才標準的改變和學術思想的解放，並催生了建安文人普遍推崇真性情的思潮，這種觀念反映到文學之中，就形成了建安詩歌對人生真正價值的共同追求。

在社會的急劇變動中，建安文人的人生觀發生了巨大變化。戰爭和瘟疫隨時都可能奪走人的生命，建安七子大多數都死於建安末年的大瘟疫。懷着「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聲名並滅」（曹植《求自試表》）的恐懼，建安文人和東漢文人同樣都感到人生短暫的苦悶。但這種苦悶卻是健康的與頹廢有根本區別。東漢時期，對於生命短暫的憂慮已經反映在許多文學作品中。神仙方術的盛行迎合了世人希求長生的心理，但其虛妄很容易被識破。隨之而來的就是關於宇宙悠久、人壽有限的感嘆。當時佛教來世的觀念還沒有普及，所以人們對人生的考慮重在現實享受而不重精神意義。建安文人鄙視這種蕩志淫遊、及時行樂的人生觀，積極追求人生永恒的精神價值，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人生理想。三不朽的思想貫穿於建安文人的全部詩文之中，由於時代提供了建功立業的時機，對立功的追求，成為建安詩歌中呼聲最高的主題。

建安文人的文藝觀也同樣體現了追求人生不朽、重個性通人情的時代精神。文章可以使人不朽的觀念得以確立，文章自身的價值也愈益受到重視。曹丕還認識到文章可以表現出作者不同的個性氣質，並且能平等地與建安文人們談詩論文。兩漢儒生視文藝為教化工具的觀念被打破，重視民間文藝，愛好悲哀動聽的音樂，主張歌舞戲樂感動人心，反對禁錮天性，在樂府中設立清商樂署，多用女樂表演，採用清商樂府調寫作樂府詩，都違背了提倡禮樂雅頌以節制人心的儒家文藝觀。

建安年代本屬於東漢，詩歌中有一部分題材到題目都是沿襲漢詩而來。漢代詩歌分樂府和文人詩兩類，樂府詩很多採自民間，題材廣泛，反映社會問題涉及各個方面，如流民、孤兒、鰥夫、病婦、戰士、乃至因生計無着導致鋌而走險的造反者，也有讚美和諷刺地方太守的，這與樂府採詩有觀察地方風俗民情、考察地方吏治的目的有關，多數以敍事為主，也有少數表現民間男女自由戀愛的情歌。除此以外，關於人生問題的探索，如人生短促的感嘆、生活經驗的告誡、求仙採藥的幻想等等，都反映了漢人生命意識的覺醒。文人詩則主要是贈答、送別、言志類題材，其中遊子思婦類佔了大多數，反映了當時士子為求仕疲於奔波的生活狀態和人生感慨，以抒情為主。建安詩歌在繼承以上題材和藝術表現的基礎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

建安文學中詩歌成就最高，但文和賦這兩種文體也有新的特色。先秦兩漢散文是中國古代散文的第一個高峰期。西漢散文渾厚樸茂，東漢散文出現了鋪陳排偶的傾向，但還不失漢文氣格樸厚的本色。魏晉時期，散文變得通脫清峻、自由活潑。同時句式整齊、專講對偶的駢文也在此時發源。這種文體最後形成於南北朝，全篇以雙句（即儷句偶句）為主，講究對仗和聲律，其中以四字六字相間定篇者，也稱四六文。但建安駢文還多穿插散句。賦是一種介於詩與文之間的文體，兩漢時發展到極盛。漢代盛行鋪張誇飾的大賦，到魏晉時期開始出現抒情小賦，產生了一些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