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楼是指民间私人贮存藏书的处所。唐代推行科举制度，大大刺激了庶民积极读书，由此促进私家藏书的发展。民间藏书家增多，藏书规模扩大，有吴竞、白居易、陆龟蒙、皮日休等人。最著名的要数长安大藏书家邺侯李泌，绰号“书城”。史载其家“起书楼，积书三万余卷”。可见那时已出现专用的藏书楼建筑物。宋代崇古，加之雕版印刷术盛行，图书生产便利，私人藏书更为容易，而且普遍各地，藏量规模超越以前历代之总和。据统计，宋代有名有姓的藏书家多至701人，其中庋架宏富者，有邯郸李淑、石林叶梦得、夹漈郑樵、昭德晁公武、锡山尤袤等。赋以专名的藏书楼愈来愈多，如司马光读书堂、叶梦得紬书阁、吴良嗣籯金堂、李清照归来堂等。藏书目录大量出现。私家藏书楼制度及其内涵的文化意义，在宋代已成雏形。

宗室王府藏书非同一般的私家藏书，王公贵戚的身份和财富，使之更易积聚至巨，如汉代的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等便是。明初，朱元璋分封诸子藩王，藩王就封时，皆有赐书。藩王中不乏好诗礼文、修学嗜古，或附庸风雅者，大多凭借丰厚的岁禄，广罗珍籍，充盈邺架，成为世代相传、称雄海内的藏书大家。其中分封河南开封的周藩王朱橚、朱有炖、朱睦，分封江西南昌的宁藩王朱权、朱谋玮等最负盛名。清代也分封王爵，亲王中也有好藏书者，如怡亲王弘晓的乐善堂，但都不如明代兴盛和普遍。

明清二代，社会经济文化与图书出版业俱有长足发展。民间私人藏书风气，远较唐、宋时代更盛更普遍，即使像甘肃、云南、海南这样的边陲远地，也不乏热衷藏书之人。据文献统计，明代有姓名而行迹可考的藏书家已达四百多位，清代更是兴盛之极，仅知名度较高的藏书楼就有五百多处。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经济富庶、人文荟萃，是当时图书出版、印刷、销售中心，也是私家藏书楼的集中之地。江南书楼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二省，而尤以苏锡常、杭嘉湖、宁绍地区最领风骚。仅若常熟一地，自北宋以来有藏书楼一百八十多处。明末至清三四百年间，更踵若相接地涌现出一批海内称雄的大藏书家和著名藏书楼，如赵琦美脉望馆、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等，并开创了讲究“版本鉴赏”的藏书流派。江南藏书楼是明清私家藏书的缩影。

清乾嘉之后，内患外祸，战乱频仍，民生经济迭遭变故。藏书之家，恒久维艰，甚至身犹在而书已散，如常熟陈揆稽瑞楼、张金吾爱日精庐。但民间私家藏书传统并未中断，只是聚散无常，流转加快而已，并相对集中于几家大藏书楼。其中，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湖州陆氏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最为突出，被后世羡称为“晚清藏书四大家”。而瞿、杨二家，各踞南北，世代累积，渊源有自，庋架宏富，更胜丁、陆，世人誉曰：“南瞿北杨”。瞿、杨、丁、陆四大藏书家，在衰乱之世，倾力搜遗罗珍，其保存文献之功，诚莫大焉。

二十世纪前三四十年代的民初时期，是私家藏书楼发展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开始从封建走向共和，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剧变，民间私人藏书的传统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往藏书楼多集中在官宦、士大夫之家，此时逐渐向工商实业家转移，如著名的武进陶湘涉园、南浔刘承干嘉业堂、广东莫伯骥五十万卷楼、杭州王体仁九峰旧庐等，藏书家无一不是家财万贯的富商。时势多变加速藏书转移，新生藏书楼大多旋聚旋散，鲜有守成长久之家，而流通扩散加快也促进了藏书的进一步普及。西学东渐，学术视野和领域今非昔比，收藏也不再囿于宋、元珍本、经史典册，而趋经世致用，明版清刻、野史禁书、边疆地志、域外文献，都在专藏之列，藏书个性化更显突出。在与新兴图书馆共存的过程中，封闭的传统藏书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如新创办的绍兴徐树兰古越藏书楼，藏书全部对外开放，连历时已久的瞿氏铁琴铜剑楼，亦改易旧制，许人入楼参观阅览，并辟专室供人坐读，只是不准借出。随着现代图书馆事业日益发展，私家藏书捐赠、转让给公立图书馆的也愈来愈多。大势所趋，传统私家藏书楼终于在走过千多年漫长路程之后，渐渐淡出曾经辉煌一时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