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書樓是指民間私人貯存藏書的處所。唐代推行科舉制度，大大刺激了庶民積極讀書，由此促進私家藏書的發展。民間藏書家增多，藏書規模擴大，有吳競、白居易、陸龜蒙、皮日休等人。最著名的要數長安大藏書家鄴侯李泌，綽號「書城」。史載其家「起書樓，積書三萬餘卷」。可見那時已出現專用的藏書樓建築物。宋代崇古，加之雕版印刷術盛行，圖書生產便利，私人藏書更為容易，而且普遍各地，藏量規模超越以前歷代之總和。據統計，宋代有名有姓的藏書家多至701人，其中庋架宏富者，有邯鄲李淑、石林葉夢得、夾漈鄭樵、昭德晁公武、錫山尤袤等。賦以專名的藏書樓愈來愈多，如司馬光讀書堂、葉夢得紬書閣、吳良嗣籯金堂、李清照歸來堂等。藏書目錄大量出現。私家藏書樓制度及其內涵的文化意義，在宋代已成雛形。

宗室王府藏書非同一般的私家藏書，王公貴戚的身份和財富，使之更易積聚至巨，如漢代的河間獻王劉德、淮南王劉安等便是。明初，朱元璋分封諸子藩王，藩王就封時，皆有賜書。藩王中不乏好詩禮文、修學嗜古，或附庸風雅者，大多憑藉豐厚的歲祿，廣羅珍籍，充盈鄴架，成為世代相傳、稱雄海內的藏書大家。其中分封河南開封的周藩王朱橚、朱有燉、朱睦，分封江西南昌的寧藩王朱權、朱謀瑋等最負盛名。清代也分封王爵，親王中也有好藏書者，如怡親王弘曉的樂善堂，但都不如明代興盛和普遍。

明清二代，社會經濟文化與圖書出版業俱有長足發展。民間私人藏書風氣，遠較唐、宋時代更盛更普遍，即使像甘肅、雲南、海南這樣的邊陲遠地，也不乏熱衷藏書之人。據文獻統計，明代有姓名而行跡可考的藏書家已達四百多位，清代更是興盛之極，僅知名度較高的藏書樓就有五百多處。明清時代的江南地區，經濟富庶、人文薈萃，是當時圖書出版、印刷、銷售中心，也是私家藏書樓的集中之地。江南書樓主要分佈在江蘇、浙江二省，而尤以蘇錫常、杭嘉湖、寧紹地區最領風騷。僅若常熟一地，自北宋以來有藏書樓一百八十多處。明末至清三四百年間，更踵若相接地湧現出一批海內稱雄的大藏書家和著名藏書樓，如趙琦美脈望館、錢謙益絳雲樓、毛晉汲古閣等，並開創了講究「版本鑑賞」的藏書流派。江南藏書樓是明清私家藏書的縮影。

清乾嘉之後，內患外禍，戰亂頻仍，民生經濟迭遭變故。藏書之家，恒久維艱，甚至身猶在而書已散，如常熟陳揆稽瑞樓、張金吾愛日精廬。但民間私家藏書傳統並未中斷，只是聚散無常，流轉加快而已，並相對集中於幾家大藏書樓。其中，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浙江湖州陸氏皕宋樓、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最為突出，被後世羨稱為「晚清藏書四大家」。而瞿、楊二家，各踞南北，世代累積，淵源有自，庋架宏富，更勝丁、陸，世人譽曰：「南瞿北楊」。瞿、楊、丁、陸四大藏書家，在衰亂之世，傾力搜遺羅珍，其保存文獻之功，誠莫大焉。

二十世紀前三四十年代的民初時期，是私家藏書樓發展的最後階段。這一時期的中國開始從封建走向共和，因為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劇變，民間私人藏書的傳統格局也隨之發生變化。以往藏書樓多集中在官宦、士大夫之家，此時逐漸向工商實業家轉移，如著名的武進陶湘涉園、南潯劉承幹嘉業堂、廣東莫伯驥五十萬卷樓、杭州王體仁九峰舊廬等，藏書家無一不是家財萬貫的富商。時勢多變加速藏書轉移，新生藏書樓大多旋聚旋散，鮮有守成長久之家，而流通擴散加快也促進了藏書的進一步普及。西學東漸，學術視野和領域今非昔比，收藏也不再囿於宋、元珍本、經史典冊，而趨經世致用，明版清刻、野史禁書、邊疆地志、域外文獻，都在專藏之列，藏書個性化更顯突出。在與新興圖書館共存的過程中，封閉的傳統藏書思想受到強烈衝擊。如新創辦的紹興徐樹蘭古越藏書樓，藏書全部對外開放，連歷時已久的瞿氏鐵琴銅劍樓，亦改易舊制，許人入樓參觀閱覽，並辟專室供人坐讀，只是不准借出。隨着現代圖書館事業日益發展，私家藏書捐贈、轉讓給公立圖書館的也愈來愈多。大勢所趨，傳統私家藏書樓終於在走過千多年漫長路程之後，漸漸淡出曾經輝煌一時的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