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使用的汉语各有不同口音。对于这一点，到过中国内地的人都深有体会。正如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所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差异，汉语在不同的地区出现了一些差别，形成不同的方言。

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使用北方话的居民，早期多接触游牧生活，因此方言语词中有不少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等。而南方的粤、闽方言，地理位置靠近江海，所用俗语多与此有关，如广州话“拍拖”（小船靠拢大船谓拍，大船拉小船曰拖）、厦门话“船过水无痕”（事过境迁）。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娱乐等面貌，也会在方言语汇中反映出来，如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故有“特首”之类的词语。此外，像饮食文化中的诸多用词，亦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

作为中国南方地区的重要方言之一的广州话，广义叫“广府话”、“白话”，属粤方言粤海片，是粤语的代表方言。通行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粤中及粤北部分地区，香港、澳门通行的粤语亦属这一片。狭义的“广州话”则专指广州市区通行的粤语，它与香港粤语有些微的差别。香港粤语即“香港话”，是粤语的一种地点方言。从交际功能来看，香港话与广州话并无质的不同，两地居民可用各自的方言通畅无阻地相互交流。但就方言的社会地位而言，香港话与广州话却有很大不同。粤语在香港的地位举足轻重。香港粤语有相对独立的书写体系（方言用字）和众多的方言传播媒介，更扩大了香港文化的影响。这些特点，是内地广州话所欠缺的。广州话的形成有较长历史，它从古汉语分化出来的年代可上溯至秦代甚至更早，但唐宋时期中原移民对广州话特点的构成也有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广州话，并非某个时期古汉语特点的简单保留，而是不同时期古汉语特点在广州话中的投影。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率先对外开放，随着经济起飞，外地人进入广东寻求发展机会，为克服语言障碍，学习粤语在各地风行一时，形成“普通话南下、粤方言北上”的现象。而以香港为据点的粤语通俗文化，通过电影、电视剧、广告、小说、漫画等，在全国各地流播，也大大提升了粤语的影响力，扩大了粤方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广东省粤、客、闽三大方言鼎足而立的格局产生变化，粤语成为省内三大民系之间交际的通用语。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不少方言语词，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生活。以方言入文的文学作品，最早大致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诗经》中的“国风”多为口语化的民谣，其中有些可能属非雅言的方言词语。稍后的方言文学，以歌谣、民间戏曲为主流。由于传统观念鄙视口语，因而文人创作不太愿意采用口语色彩浓厚的方言用语，只有明末冯梦龙辑录的民歌集《山歌》有丰富的吴语词汇。直到明清时期白话小说兴起，方言文学才占据一席之地，如《水浒传》、《金瓶梅》有较多山东方言的成分，《红楼梦》一般认为用北方方言（江淮官话）写成。建国以后，纯粹意义上的方言文学较少，但也有一些小说家夹用方言词语来创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老舍用北京方言写了一些成功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带有山西方言的色彩，周立波有的小说用了东北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