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指的是汉语的地方变体，又叫“地方话”。汉语各种方言都源于共同的母语──古代汉语，是由古汉语分化、演变而成。形成方言差异、促使语言分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分离、人群迁徙、地理阻隔、民族融合和语言接触。方言虽只在一定地域中通行，但本身也是一种完整的语言体系。不同的方言都具有系统的语音结构体系、词汇结构体系和语法结构体系，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同一民族的各种方言和这个民族共同语，一般总是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语言特色。

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特点上，常用词汇的差别也不少，但语法差别相对较少。大致而言，方言保存较多古代汉语的成分，普通话因发展速度较快，与古汉语已有很大距离。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差别在声母的简繁、辅音韵尾的多少及调类的区分上尤为突出。普通话有22个声母（包括零声母）、39个韵母、4个声调；而南方方言的声母通常较少，韵母和声调却颇复杂，如广州话有20个声母（包括零声母）、53个韵母、9个声调。在词汇的整体格局上，普通话双音节化的趋势很明显，有丰富的“子”尾和“儿”尾词，南方方言则有为数不少的单音节词，如普通话“螃蟹”，粤语叫“蟹”；南方方言（特别是闽、粤语）“子”尾、“儿”尾词很少。外来词方面，粤语的外来词在汉语方言中数量最多，不少外来词首先在粤语中使用，然后传入普通话。语法差异具体而言有词序的不同，有的方言有修饰语后置的现象，如广州话“你行先”（你先走）；在体貌方面，广州话有回复体，如“留翻畀佢”（留给他），也有始续体，如“我用开支笔去边”（我用着的那支笔哪里去了），这些特点在普通话中皆看不到。

研究方言特点的学问叫方言学，研究方言不单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具有诸多应用价值。在理论方面，一是有助了解古代汉语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过程。如古汉语有入声，现代普通话已无入声，通过研究方言里的入声就能看到入声发展的脉络，对研究汉语史意义重大。二是方言研究能为普通语言学提供丰富例证，如吴语有些次方言鼻音〔n〕、〔〕有圆唇不圆唇之分，粤语的四邑话通过音节的内部屈折来区分人称代词的单、复数，这些对于语言学的理论发展都深具价值。三是方言词汇研究是民族共同语规范工作不可缺少的工作。如现代汉语里有些同义词、等义词是从方言词汇中吸收来的，规范化工作要求决定其中哪些词应吸收，哪些不宜吸收，因此必须调查这些词汇的流行区域、确切含义和使用频率等。四是方言的研究成果有助研究移民史、民俗学、地名学等相关学科。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当缺乏文献时，方言就可能成为解开地方文化史之谜的钥匙。

方言学还有很多应用价值，它有助于有效地施行普通话教学、制订规范标准、编写地方戏曲音韵、鉴别案件语言、古文献考据、实现电脑语音输入等。中国人口众多，方言复杂，为了解、研究方言的情况，有必要对特征各异的方言划分方言区。语言学者按不同层次，使用大区、方言片（次方言）、方言小片、地点方言等概念。例如北方方言是汉语方言中的一个大区，广州话则是粤语中的一个地点方言。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学术界的意见还不完全统一。比较通行的观点是“七区说”，也就是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七个大区。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张将山西、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河北（局部）有入声的方言划为晋语，皖南一带的徽州方言划为徽语，另外将广西的平话也单列为一区，与上面七个方言合起来共十个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