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至十八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往来于中西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在欧洲就出现过一个“中国文化热” 。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大量译介中国儒家思想典籍外，传教士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先进的教育遴选体制。另外，葡萄牙商船队是第一个登陆中国的欧洲船队，最先与中国进行大宗瓷器贸易，把中国青花瓷引入欧洲。而从中国运回的青花瓷，在葡萄牙发展成高层次艺术，逐步成为葡萄牙国粹。

科举制度

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等是透过耶稣会传教士扬名于欧陆，引起一场中学西渐的浪潮，其中《大中国志》一书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曾德昭（Álvaro Semedo），葡萄牙人，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Relaca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本书分两大部分，上部根据作者多年见闻，记述中国各省的物产和情况，中国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学、服饰、宗教信仰等；下部记录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事迹。此书专列一章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使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有更多了解，后来法国和英国就曾经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各自的国家遴选官员。

儒家思想

耶稣会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并通过创办外文报纸和杂志等方式来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将儒教传入欧洲。由意大利耶稣会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1625—1696年）和葡萄牙耶稣会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年）合作，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于康熙元年（1662年）在江西建昌刊印，随即携往欧洲。后来他们翻译的《四书》还在广州、印度果阿和法国巴黎多次刻印，并有其他耶稣会士补充，还添加了孔子的传记，而且这些书很快就有了英文和法文译本。

现代人谈论汉学时，也多提到西班牙籍奥斯定会士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而首次将“China（中国）”一词传入欧洲的葡萄牙对早期汉学的贡献，却鲜有人提及。事实上，门多萨之前，葡萄牙人克鲁兹曾著有《中国概说》，平托也有《旅行记》问世。利玛窦之后，更有曾德昭的《大中华帝国志》。所以，葡萄牙人对早期汉学的贡献是不应忽视。

青花瓷艺

葡萄牙商船队是第一个登陆中国的欧洲船队，也是最早向中国订制特殊样式瓷器的国家。葡萄牙人将从中国内地购得的青花瓷在澳门装船，经海运回国，开启了中葡经贸往来，也把中国青花瓷引入欧洲。中国瓷器在欧洲被疯狂抢购，经常供不应求，葡萄牙在贩运中获取巨利，引得各国眼红，争相硏究仿制中国瓷器。

葡萄牙于十七世纪初已有了青花彩陶规模生产，中国风格的瓷器仿造工业已经建立在里斯本。1755年，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整座城市受到不同程度摧毁，重建时瓷砖因比石头便宜而大量应用于外墙装饰，并把瓷砖拼成壁画，蓝白色的葡砖画被大量用作室内外的装饰，并影响以后的葡砖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