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之争”是在清朝期间，天主教接触中国文化后，就“祭祖敬孔”、“论天主之名”而引起政教的争议，并持续了百年。

葡萄牙早在1514年获得教宗尼古拉五世（Nicolau V）颁发无限期征服异域的权利及其保教权，而东方保教权的具体体现是：（一）任何从欧洲出发的传教士前往东方必须取道里斯本，乘坐葡萄牙船只，并获得葡萄牙宫廷的批准。传教士除效忠教宗外，还需宣誓承认葡王的保教权；（二）教宗向东方任命主教的人选，须得到葡王认可。葡萄牙有权在传教区建筑教堂，派遣传教士和主教管理这些传教区的教会，有关的费用也由葡萄牙提供或津贴。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完全是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

耶稣会东方传教团巡视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于1578年在澳门曾经对传教工作发出指示，要求传教士必须了解中国的礼俗、社会和民情，改变在其他国家采取的传教方法，并选派懂得中文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利玛窦1582年进入中国后，将天主教义融入儒学中来传播福音，取得相当成功。

到远东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用自己的世俗知识结交当地的士绅阶层，用当地的语言、文字、哲学讲解《圣经》，最终接近宫廷和皇帝。自利玛窦去世后，他的另一位同伴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就以维护宗教的纯洁为名，对祭祖敬孔畏天等中国礼仪提出质疑，从而掀起了礼仪之争。由于葡萄牙拥有保教权，这时期耶稣会内部的礼仪之争在澳门得到协调，其他教团没有卷入，没有扩散到欧洲，也没有惊动罗马。

然而，随着葡萄牙东方帝国的衰落及其保教权逐渐旁落，特别是法国外方传教会的介入以及两国对保教权的争夺，礼仪之争在康熙年间又再次爆发，且不可收拾。康熙一向对耶稣会士爱护有加，对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虽早有所闻，但保持了宽容和中立。1700年11月30日，康熙皇帝即应耶稣会士请求，下达了关于祭祖祭孔只是爱敬先人和先师而不是宗教迷信的谕旨。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Clemente XI）派遣的特使多罗（又译铎罗，Carlo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705年抵达中国后，礼仪之争的矛盾激化了。康熙年底第一次接见多罗后，觉察到教宗特使来华的真正目的，次年6月24日，下了一道御批，严正表明朝廷立场。同年8月，康熙在热河接见颜珰（Charles Maigrot）之后，更加对教宗特使在中国传教士中搬弄是非、制造混乱产生厌恶。他再次作了一个重要御批，加强管束传教士，然而多罗依然我行我素，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发表公函，宣布罗马教廷已经禁止祭祖祭孔礼仪的决定，迫使清廷采取更加严厉措施。同年4月19日，康熙在苏州向西洋教士发布谕旨，态度强硬。与此同时，他派人到广州，要求多罗出示教宗的委任状，但遭到拒绝。于是康熙下令将多罗押解到澳门，交由葡人严加看守，直到他派出的龙安国（Antonio de Barros）及薄贤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从罗马回来说明情况为止。此外，再派出代表在华耶稣会的艾逊爵（艾若瑟，Joseph-Antoine Provana）远赴罗马，向教宗陈情，希望解决争议。

多罗被监禁在葡萄牙当局管辖下的澳门而造成的尴尬局面，使到葡萄牙王室与教廷关系出现空前紧张，为葡萄牙的外交带来了难题。葡王遣使罗马，企图从教皇处获得对多罗在华不当行为的惩罚，运用葡萄牙外交的所有影响力支持康熙皇帝的特使，以获得取消多罗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所作的错误决定。

带着一批送给康熙皇帝的厚礼和在果阿以国王的名义写的指示信，麦大成神父于1710年5月10日离开葡印。他的使命是向皇帝赠送礼物，说服他允许澳门卸下监管多罗的负担并将多罗转往果阿，保护澳门的利益和支持专属传教士的保教权政策。当麦大成神父于1710年7月26日抵达澳门时，多罗已去世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