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儀之爭」是在清朝期間，天主教接觸中國文化後，就「祭祖敬孔」、「論天主之名」而引起政教的爭議，並持續了百年。

葡萄牙早在1514年獲得教宗尼古拉五世（Nicolau V）頒發無限期征服異域的權利及其保教權，而東方保教權的具體體現是：（一）任何從歐洲出發的傳教士前往東方必須取道里斯本，乘坐葡萄牙船隻，並獲得葡萄牙宮廷的批准。傳教士除效忠教宗外，還需宣誓承認葡王的保教權；（二）教宗向東方任命主教的人選，須得到葡王認可。葡萄牙有權在傳教區建築教堂，派遣傳教士和主教管理這些傳教區的教會，有關的費用也由葡萄牙提供或津貼。早期的西方傳教士完全是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

耶穌會東方傳教團巡視員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於1578年在澳門曾經對傳教工作發出指示，要求傳教士必須了解中國的禮俗、社會和民情，改變在其他國家採取的傳教方法，並選派懂得中文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利瑪竇1582年進入中國後，將天主教義融入儒學中來傳播福音，取得相當成功。

到遠東傳教的耶穌會士利用自己的世俗知識結交當地的士紳階層，用當地的語言、文字、哲學講解《聖經》，最終接近宮廷和皇帝。自利瑪竇去世後，他的另一位同伴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就以維護宗教的純潔為名，對祭祖敬孔畏天等中國禮儀提出質疑，從而掀起了禮儀之爭。由於葡萄牙擁有保教權，這時期耶穌會內部的禮儀之爭在澳門得到協調，其他教團沒有捲入，沒有擴散到歐洲，也沒有驚動羅馬。

然而，隨着葡萄牙東方帝國的衰落及其保教權逐漸旁落，特別是法國外方傳教會的介入以及兩國對保教權的爭奪，禮儀之爭在康熙年間又再次爆發，且不可收拾。康熙一向對耶穌會士愛護有加，對天主教內部的禮儀之爭雖早有所聞，但保持了寬容和中立。1700年11月30日，康熙皇帝即應耶穌會士請求，下達了關於祭祖祭孔只是愛敬先人和先師而不是宗教迷信的諭旨。

教宗克萊門十一世（Clemente XI）派遣的特使多羅（又譯鐸羅，Carlo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705年抵達中國後，禮儀之爭的矛盾激化了。康熙年底第一次接見多羅後，覺察到教宗特使來華的真正目的，次年6月24日，下了一道御批，嚴正表明朝廷立場。同年8月，康熙在熱河接見顏璫（Charles Maigrot）之後，更加對教宗特使在中國傳教士中搬弄是非、製造混亂產生厭惡。他再次作了一個重要御批，加強管束傳教士，然而多羅依然我行我素，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發表公函，宣佈羅馬教廷已經禁止祭祖祭孔禮儀的決定，迫使清廷採取更加嚴厲措施。同年4月19日，康熙在蘇州向西洋教士發佈諭旨，態度強硬。與此同時，他派人到廣州，要求多羅出示教宗的委任狀，但遭到拒絕。於是康熙下令將多羅押解到澳門，交由葡人嚴加看守，直到他派出的龍安國（Antonio de Barros）及薄賢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從羅馬回來説明情況為止。此外，再派出代表在華耶穌會的艾遜爵（艾若瑟，Joseph-Antoine Provana）遠赴羅馬，向教宗陳情，希望解決爭議。

多羅被監禁在葡萄牙當局管轄下的澳門而造成的尷尬局面，使到葡萄牙王室與教廷關係出現空前緊張，為葡萄牙的外交帶來了難題。葡王遣使羅馬，企圖從教皇處獲得對多羅在華不當行為的懲罰，運用葡萄牙外交的所有影響力支持康熙皇帝的特使，以獲得取消多羅在中國禮儀問題上所作的錯誤決定。

帶着一批送給康熙皇帝的厚禮和在果阿以國王的名義寫的指示信，麥大成神父於1710年5月10日離開葡印。他的使命是向皇帝贈送禮物，説服他允許澳門卸下監管多羅的負擔並將多羅轉往果阿，保護澳門的利益和支持專屬傳教士的保教權政策。當麥大成神父於1710年7月26日抵達澳門時，多羅已去世兩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