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实施法律，主要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执法和司法，专门的司法机构并不多，除了中央有一些外，地方各级官府都是行政、司法合一。而且具体执法、司法的官僚，一般而言都不是专业的司法官。综观历代司法审判机构的演变趋势，是上层机构日益加强而基层机构日益减弱。其实，在历代王朝，最高的审判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从理论上而言，所有司法机构都不过是皇帝作出最终判决的咨询机构而已。

中央司法机构

刑罚的最初形态来源于部族战争，所以最初的司法官都是军官。夏代的司法官称作士、士师、司寇；商代的最高司法官为司寇，地方诸侯的司法官称士；到西周时期，司寇已发展成为专门的司法机关，不再负有军事统兵的任务。

秦始皇统一全国，将原来秦国以廷尉为首的司法机构推行全国。汉代的廷尉府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凡郡国审判的疑难案件，都要报廷尉复审评核；同时廷尉还直接办理皇帝交办的大案，即所谓“平决诏狱”。

唐朝的司法机关一分为三：刑部、大理寺（北齐时改廷尉为大理寺，唐承北齐之旧）、御史台，称作“三司”。御史台本是中央司法监察机构；大理寺相当于国家的最高法院，专职于审判；刑部是尚书省六部之一，负责国家律令刑法的解释，复核大理寺上报的流、死罪案件。

明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被称为“三法司”，实行“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的制度。清代刑部权重，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核、纠权仅限于会审。

中华法系具有行政、司法合一的特点。上述的司法机关，仅是国家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皇帝之外，历代的宰相，如秦汉的丞相、唐宋的中书门下、明清的内阁、军机处等，它们的司法权力都是高于中央专职司法的机关。

知县、县令及师爷

中华法系的特点是行政、司法合一，在地方司法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地方政府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使其行政及司法混为一体。后来这一传统被秦汉两代继承，从而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基层司法机构设置，产生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在县级政府中，县令之下设有县尉，主管治安、警卫事务。协助县令处理政务的曹掾吏中，有辞曹、狱掾等受理、预审案件，县令执行案件的最后宣判。宋代县官改称知县，规定知县必须亲自审理案件。明朝将传统的县尉一职裁革，县丞、主簿（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也不常设。一县政务，包括缉捕、狱讼等司法工作，都由知县亲自办理。这样，基层的司法审判官员实际上往往就只是知县一人而已。虽有逐级复审制度，但各级复审多因循敷衍，遂使知县这七品芝麻官成为主宰县民命运的民之父母。

中国传统奉儒家说教为正统，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子女就要对父母感恩戴德，低眉顺目，无所不从。作为基层地方官的知县，身系一县之财、政、司法大事，为县民殚思竭虑、日夜操劳。统治下的一县之民，理应对他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生杀予夺完全操于县令一人之手，有如人之父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父母官”。

师爷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专门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官吏服务。师爷又称幕友、先生、西席等，是地方官聘请的“私人顾问”、“助理”和“帮办”，他们为官府出谋划策。师爷按职业可分为刑名、钱谷、书启、账房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刑、钱师爷，尤以刑幕为重。刑名师爷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不只是顾问和参谋，实际上是代表或代理地方官行使审判权。坐堂问案的是地方官，但以主管官的名义发出的批语、判词，基本上都出自刑幕的手笔。最重要的是，这些师爷精通律例、公文程序、审判程序以及官场诀窍。由于师爷掌握了刑名案牍，他们的执法态度直接影响审判的公正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