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度毒害之下，儒林一片狼藉。吴敬梓以他辛辣的笔触，把明清时期儒林的怪现象，一一活现纸上。八股是思想和形式双重的束缚，它并不需要什么创见。长期地钻研八股，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造成思想僵化和麻木，这不仅使人眼光狭隘，也令人只懂盲目遵从传统礼教。《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向知府说：“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这番话反映了一般进士和翰林排斥其他知识的情况。

明清时期不少唯利是图的人，努力读书考试，无非为了功名富贵，这类人一旦当官或乡绅，自然会不择手段地压榨百姓。在《儒林外史》中，到处都是营私舞弊，到处都是腐化和堕落，可见当时这种弊病是相当普遍。《儒林外史》尽管也写了王惠那样的贪官，但更多时候，作者并不直接去写贪官的贪赃枉法，而是通过衙门的衙役来反映官场的腐败和黑暗。通过翟买办的狐假虎威、潘三的作恶多端、公差敲诈蘧駪夫等，读者不难看出“自古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社会现实。

在《儒林外史》中，名士的内心深处，没有功名而羡慕他人之功名，未能富贵而羡慕他人之富贵，但是，他们自有一种精神胜利法，就是胡乱吹嘘，以求虚名。正如杭州名士景兰江所说：“（赵雪斋）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支剑峰喝醉了酒，一口一个“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他居然口发狂言，自比是李太白锦袍夜行。名士的共同特点是喜欢自吹，一是吹嘘和自己交往的尽是官场的大人物；二是吹嘘自己的诗名。

儒林中自有许多名利之徒，但是，名利之徒也有不同类型：或追逐名利而天良未泯；或一心名利而犹顾面子；或热衷名利而不损伤他人。可是，堕落是没有止境的，有一些利欲熏心的小人，置伦理道德于不顾，利之所在，无所不为。《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牛浦正是这种儒林败类。匡超人的人格在衙门恶棍潘三之下，牛浦更是被评作“书中第一等下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