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化对中国影响最大是伊斯兰教的传入，致使在中国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有了10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是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保安、撒拉、塔吉克、塔塔尔、乌兹别克、柯尔克孜族，共约有2,000万名穆斯林。美国学者希提在《阿拉伯简史》认为：“伊斯兰教的胜利，有几分是一种语言的胜利，特别是一部经典的胜利。”这话不无道理。这里所说的经典就是《古兰经》。

《古兰经》的传播与伊斯兰教的传布是同步及密不可分。《古兰经》在中国长期流通的主要形式是在穆斯林中通过口耳相传而记诵经文。在译经问题上，国内外历来有些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真主）以阿拉伯文降谕的神圣经典，反对用其他文字予以翻译，以免亵渎圣书。然而，为使一般穆斯林理解经文的真谛奥义，译经又势在必行。明末清初（约从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汉文著述颇丰的伊斯兰学者王岱舆、马注、刘智等，虽已深感译经的迫切性，但都不敢轻举妄动，唯恐译述走样失真。他们从事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抽译”或意译。

约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穆斯林学者的译经活动主要采取选译形式。选译本多从通行的阿拉伯原文选本《赫听‧古兰》（Khatm al-Qur’ān）译出。最早对《古兰经》尝试通译是清末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复初）。他按顺序翻译的《古兰经》，题为《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成20卷（全经为30卷）初稿，但译稿大部分毁于火灾，仅存5卷译稿，曾于1927年刊印问世。

中国第一个完成并出版汉文通译本《古兰经》的人是李铁铮，他于1927年发行的《可兰经》，是据阪本健一的日译本并参考罗德威尔（Rod well）的英译本转译。此后有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1931年），它实际上是一个集体创作，译经过程同样参照了日、英文译本。最早问世的这两个通译本，被认为是“教外人士”所为，而不受穆斯林青睐。

第一个从阿拉伯文原文通译《古兰经》的穆斯林学者是王静斋。他的《古兰经译解》最初的译本（甲本），以文言文和经堂语直译，由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1932年印行于北平。第二个译本（乙本），1942年在宁夏石印出版，线装分订为十册，文体改为白话文直译，并附以注释，译文多带经堂口语。第三个译本（丙本），1946年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除对前所译经文予以修订外，还详加注释并增加了附说，译文改为畅达易懂的白话文，偶带经堂口吻，是王静斋三种译本中最成熟，也最受欢迎。通译本的第二个穆斯林的译作是刘锦标的《可兰汉译附传》，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是一个半文半白的译本。译本中的“经”是古兰经原文的直译，“传”则是译者的引证、解释和发挥，其中糅进了一些与经文无关的内容，从而影响了译本的声誉。

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是马坚的译本。马坚于1939年从埃及留学归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通译初稿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先后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包含前8卷并带注释的《古兰经》上册。1978年，他又着手润色全部译文，并拟完成全经的注释，结果因不久去世而未能如愿。为了使体例统一，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坚所译的《古兰经》，未加任何注释，译文忠实、明白、流利，用词准确，朴实无华，译本颇受读者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