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化對中國影響最大是伊斯蘭教的傳入，致使在中國56個民族的大家庭中有了10個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他們是回、維吾爾、哈薩克、東鄉、保安、撒拉、塔吉克、塔塔爾、烏茲別克、柯爾克孜族，共約有2,000萬名穆斯林。美國學者希提在《阿拉伯簡史》認為：「伊斯蘭教的勝利，有幾分是一種語言的勝利，特別是一部經典的勝利。」這話不無道理。這裏所說的經典就是《古蘭經》。

《古蘭經》的傳播與伊斯蘭教的傳佈是同步及密不可分。《古蘭經》在中國長期流通的主要形式是在穆斯林中通過口耳相傳而記誦經文。在譯經問題上，國內外歷來有些穆斯林認為《古蘭經》是安拉（真主）以阿拉伯文降諭的神聖經典，反對用其他文字予以翻譯，以免褻瀆聖書。然而，為使一般穆斯林理解經文的真諦奧義，譯經又勢在必行。明末清初（約從十七世紀初到十八世紀上半葉）漢文著述頗豐的伊斯蘭學者王岱輿、馬注、劉智等，雖已深感譯經的迫切性，但都不敢輕舉妄動，唯恐譯述走樣失真。他們從事的翻譯活動，主要是「抽譯」或意譯。

約從十八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穆斯林學者的譯經活動主要採取選譯形式。選譯本多從通行的阿拉伯原文選本《赫聽‧古蘭》（Khatm al-Qur’ān）譯出。最早對《古蘭經》嘗試通譯是清末穆斯林學者馬德新（復初）。他按順序翻譯的《古蘭經》，題為《寶命真經直解》，據傳已譯成20卷（全經為30卷）初稿，但譯稿大部分毀於火災，僅存5卷譯稿，曾於1927年刊印問世。

中國第一個完成並出版漢文通譯本《古蘭經》的人是李鐵錚，他於1927年發行的《可蘭經》，是據阪本健一的日譯本並參考羅德威爾（Rod well）的英譯本轉譯。此後有姬覺彌的《漢譯古蘭經》（1931年），它實際上是一個集體創作，譯經過程同樣參照了日、英文譯本。最早問世的這兩個通譯本，被認為是「教外人士」所為，而不受穆斯林青睞。

第一個從阿拉伯文原文通譯《古蘭經》的穆斯林學者是王靜齋。他的《古蘭經譯解》最初的譯本（甲本），以文言文和經堂語直譯，由中國回教俱進會本部1932年印行於北平。第二個譯本（乙本），1942年在寧夏石印出版，線裝分訂為十冊，文體改為白話文直譯，並附以註釋，譯文多帶經堂口語。第三個譯本（丙本），1946年由上海永祥印書館出版，除對前所譯經文予以修訂外，還詳加註釋並增加了附說，譯文改為暢達易懂的白話文，偶帶經堂口吻，是王靜齋三種譯本中最成熟，也最受歡迎。通譯本的第二個穆斯林的譯作是劉錦標的《可蘭漢譯附傳》，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書局出版，是一個半文半白的譯本。譯本中的「經」是古蘭經原文的直譯，「傳」則是譯者的引證、解釋和發揮，其中糅進了一些與經文無關的內容，從而影響了譯本的聲譽。

影響最大，流行最廣的是馬堅的譯本。馬堅於1939年從埃及留學歸國後，在抗日戰爭時期完成通譯初稿工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先後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包含前8卷並帶註釋的《古蘭經》上冊。1978年，他又着手潤色全部譯文，並擬完成全經的註釋，結果因不久去世而未能如願。為了使體例統一，198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馬堅所譯的《古蘭經》，未加任何註釋，譯文忠實、明白、流利，用詞準確，樸實無華，譯本頗受讀者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