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文学是接通人类精神世界的两项伟大创举，亦是净化、塑造和陶冶人类灵魂不可或缺的实践途径。就音乐和文学的关系而言，二者在表现手法上常互为依托并相互借鉴。一方面，音乐作品如民歌、戏曲便借鉴了文学的叙事、戏剧等特点，使其表现手法更趋灵活；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如唐诗、宋词，则汲取了音乐的音韵和节奏相包容的特点，从而使其审美内涵更丰富。

《诗经》据说是由孔子修订的。他在周代流传下来的三千多首诗歌的基础之上，加进一部分他于周游列国时所记录的诗，最终编成共305首的歌辞集。其中，包括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以《风》最为瞩目。尽管“郑卫之音”受到孔子的指责，但“郑风”和“卫风”存于《诗经》中，体现出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当然，所谓“移风易俗”并不意味着孔子反对在音乐方面表达和抒发人的情感。如《周南‧关雎》是一首思情怀恋的情歌，描写一位男子对心仪女子朝思暮想的情形。可见孔子在音乐艺术上对人性正面的情感描写和抒发是予以肯定的。

“楚辞”，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而且亦堪称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一枝奇葩。“楚辞”有三个特定含义：一是泛指战国后期，中国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诗体；二是特指屈原、宋玉及后世的一些诗家的仿作；三是汇屈原、宋玉等人之作为总集。其中以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天问》、《九歌》及《九章》最为后人称道。

在传诵至今的唐诗中，诗人们既有对世事沧桑的感叹，亦有对民众所遭遇苦难的深切同情。不论是借景抒怀还是唱诗歌韵，都闪烁着唐代鲜明的文化特点。在这些押韵能歌的唐诗中，还有很多有关欣赏音乐的作品，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等。

在隋唐燕乐中孕育出的曲子词，以其多变的韵律、句式、可演唱的抒情诗体形式，兴起于唐而成就于宋，一跃成为富有新时代特色的音乐形式。当时的词人，把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感受，一一写进了词句之中，使我们得以在今天仍能品味和感触当时的生活风貌。

中国的戏曲种类很多，由于地域、方言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戏曲文化。如京剧，是在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逐渐形成。在板式与唱腔方面，以“皮黄腔”（即“西皮”和“二黄”）为主，如“西皮”与“反西皮”、“二黄”与“反二黄”、“四平”与“反四平”，以及“昆腔”、“吹腔”和“南梆子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