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周穆王远游的传说，到有文献记载周代箕子所作的《麦秀之诗》，有关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溯源甚早。那些史不绝书的西域之乐以及西方的宗教音乐，不仅荡漾着羌笛、鼓吹、胡笳和西琴（即古钢琴）的异域风采，而且也大大丰富了中原地区音乐文化的形式和内容。

日本于文武天皇元年（公元701年）仿照唐代的音乐机构，建立起“雅乐寮”。其中，“雅乐寮”不仅承担着学习和借鉴外来音乐文化的责任，同时也肩负着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以及培养和教育音乐表演人才的使命。当时的日本，十分重视唐代音乐。“雅乐寮”在乐部人员分配方面，往往比其他国家的乐部（如高丽乐部、百济乐部、新罗乐部）的人数多出许多。由于在日本的“雅乐”中，有不少是中国的“俗乐”（后又被日本化），因而其“雅乐”概念与中国的甚有区别。

据记载，唐时已传入基督教的音乐赞美诗。至明代末期，欧洲传教士以“西儒”身份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将欧洲的音乐带入中国。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向明神宗进献了“西琴”（古钢琴）。明神宗对“西琴”很感兴趣，并指派了四名宫廷乐师向利马窦学习演奏“西琴”。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和表演领域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音乐人才。如在民族器乐演奏方面，被称为“国乐大师”的刘天华，为了扩大和提高二胡的表现力，借鉴了小提琴的揉弦、颤弓、跳弓和换把等技法，并在创作上借鉴了西方作曲技法，创作出很多极富特点的音乐作品，如《光明行》、《悲歌》、《烛影摇红》等。其后，又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如刘明沅（板胡）、刘德海（琵琶）、闵惠芬（二胡）、吴文光（古琴）、项祖华（扬琴）等，在西洋器乐演奏方面的代表有马思聪，他不仅专注于小提琴的演奏与教学，而且还将中国的民间音乐与现代创作技法相结合，创作出《内蒙组曲》（即《绥远组曲》）等优秀的音乐作品。其后，还有很多著名的器乐演奏家，如周广仁（钢琴）、顾圣婴（钢琴）、刘诗昆（钢琴）、殷承宗（钢琴）、俞丽拿（小提琴）、孔祥东（钢琴）、吕思清（小提琴）等。

香港的中国音乐活动，由于省籍、方言及相关的音乐文化错综复杂，加上不断受到京、沪（上海）、潮（潮州）、闽（福建）等音乐文化潮流的影响，致使粤乐曲往往将多种风格的音乐如潮乐、国语时代曲及电影插曲等共冶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