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在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枚带有错金铭文的秦代“乐府”编钟，由此推翻了普遍认为“乐府”成形于汉代之说。这枚秦代“乐府”编钟也印证了“汉袭秦制”的说法。秦汉时期的“乐府”涉及面广，其机构也很庞大。有文献表明，汉代“乐府”的职能，主要采集和整理民间音乐，同时，为了满足宫廷音乐生活的需要，又须创作或编写歌辞、曲调，以及演唱或演奏。

在隋唐时期，燕乐盛极一时。隋代建立了宫廷宴饮、娱乐用的“七部乐”、“九部乐”，标志燕乐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诗乐”是唐代诗歌与音乐巧妙结合后，所出现的极具特点的文化现象。唐代文人的诗作，大多用于歌唱而且很受社会欢迎。上至皇帝，下到平民，到处都可以接触到诗乐，如在韩翊的《送郑员外》中道：“孺子亦知名下士，乐人争唱卷中诗”，这表明诗乐的普及程度已深入社会各层面。又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又称《阳关三叠》）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也被后世传诵。唐代所兴盛的诗乐，得益于有序的音乐机构(小知识)，如专门管理雅乐和燕乐的“大乐署”、专门管理音乐艺人的“教坊”和专门管理仪仗鼓吹音乐的“鼓吹署”、专门学习《法曲》的“梨园”；这些音乐机构，为唐代培养音乐人才和引导音乐时尚的，提供了先决条件。

宋代市民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很突出，尤其是“说唱音乐”最为突出。此时，民间音乐在宋皇帝的提倡下大放异彩，甚至成为宫廷音乐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中国音乐艺术的新时期。宋代的“词乐”中，自然要提到被后人称为宋代“词乐第一人”的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姜白石擅长借景抒怀，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杏花天影》、《鬲溪梅令》、《扬州慢》和《凄凉犯》等等。元代的《杂剧》是“曲”（演者唱的歌曲）、“白”（演者的语言）、“科”（演者的舞台动作）三者为一体的戏剧形式。其代表人物有关汉卿、马致远、郑祖光、白朴，后人称他们为“元曲四大家”。

明清时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收获及集大成时期。从丰富的说唱音乐到戏曲音乐声腔的兴盛，从器乐艺术和器乐演奏形式的多样性到独特的地域风格和传承方式，从历代律学家们孜孜以求“黄钟”之魂的理想，到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即“新法密率”）理论等等，无不体现了明清时期“书山曲海”且如花似锦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