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史家将秦始皇与汉武帝相提并论。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武帝穷奢极欲，刑罚严酷。他对内大兴宫室，对外征讨四夷（古代对中原周边各族之泛称），耗费巨大；他又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故要横征暴敛，充实国库，致使百姓困穷，沦为盗贼者甚众，与秦始皇的本质相差无几。但秦朝灭亡，汉朝兴盛，因为武帝能尊崇先王之道，接受忠言直谏，厌恶别人蒙蔽他；他努力搜罗贤才，赏罚分明。武帝晚年能痛改前非，将皇太子托付给合适的大臣，这正是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原因所在。司马光的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严吏政策

武帝虽独尊儒术，亲近儒者，但并不委以重任，授予实权。他采取了秦朝重吏轻儒的政策。其实，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的。武帝起用儒生，只是为了粉饰太平，他所倚重的是力主严厉刻薄的酷吏，以儒术包装法家而已。他虽曾以儒家的公孙弘做丞相，但公孙弘其实也是文法吏（通晓法令、执法严峻的官吏）。武帝时代的丞相，不过聊备一格，实权操于御史大夫之手。至于御史大夫之人选，多为法家，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表表者，他们大都精明干练，办严酷无情，他们治下的臣民往往因小过而获重罪。他们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是严防叛乱，二是搜刮财富。

武帝为了彻底控制全国，着手改订法律。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如“见知法”规定，若别人犯法，知情不报者，与犯者同罪。终至酷吏辈出，著名的有义纵、王温舒等。他们曾创下一日杀数百人的纪录，甚至有一次更毁灭千余家，自然难免株连无辜。至于武帝一朝，有几位丞相是获罪而死，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诛者，更不计其数，这是武帝晚年的一大失政。

横征暴歛

至于搜刮财富方面，更是巧立名目，无所不用其极。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决战时，山东发生严重水灾，七十几万灾民饥寒交迫。武帝为了充实国库，采纳了桑弘羊和张汤的建议，向全国人民征收财产税，是为“算缗”。武帝颁布“算缗令”，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须缴纳120钱（名为一算）作为财产税，至于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4000钱缴纳120钱。

“算缗令”颁布后，富豪大都不愿主动申报，千方百计隐匿财产。于是，武帝在两年后颁布“告缗令”，鼓励举报。朝廷赏给举报者为没收财产的一半，结果中产以上之家几乎都被举报。右内史义纵不愿落实“告缗令”，认为举报者俱为乱民，应予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死；大农令颜异也对告缗令不以为然，最终被扣上“腹诽”（口里不说，心里不满）的罪名处死。

为什么武帝要横征暴歛，导致民生日困，民怨沸腾？这主要是为讨伐匈奴而起。连续十几年与匈奴血战，动员几十万大军长途远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马就死了十几万匹，阵亡的将士多达数十万之众。抗击外敌侵扰，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似乎无可厚非，但边境威胁解除后，武帝仍然穷兵黩武，令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役屡遭败绩，他曾派李陵和李广利北伐匈奴，皆全军覆没。由于过分虚耗国力，加上发生多次大旱、大雨雪、蝗灾和瘟疫，百姓饥馑，盗贼蜂起。元封四年（公元前107），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户籍者四十万口。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农民起义频生。起义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多不胜数。汉武帝派“绣衣使者”（这些人身穿绣衣，是一支秘密警察）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难以根除。

痛定改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绣衣使者江充借追查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发动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杀，卫皇后也被赐死。武帝痛定思痛，决定改革变更，与民休息。在征和四年，他下“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使天下百姓忧愁困苦，现在已经后悔不及。自今日起，所有损害百姓利益，浪费天下钱财的事，全部停止。他断然驱逐为他求仙药而劳民伤财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申明此后停止征伐，减轻徭赋，与民休息。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发展生产。这样，农民暴动终告平息。

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犯过种种过失，几乎将汉朝推向崩溃边缘，但武帝不是秦始皇，他没有重蹈秦亡的覆辙。他晚年能反思己过，发布轮台罪己诏，检讨了自己的种种失误调整统治政策，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民力。另外，他又安排好嗣君和辅政大臣，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创造了条件。武帝能因时制宜，勇于改过，这是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之处。我们应注意，汉朝是从秦朝手中夺取政权，亡秦的教训令人们印象深刻，这也是武帝能以亡秦为鉴戒，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