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在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枚帶有錯金銘文的秦代「樂府」編鐘，由此推翻了普遍認為「樂府」成形於漢代之說。這枚秦代「樂府」編鐘也印證了「漢襲秦制」的說法。秦漢時期的「樂府」涉及面廣，其機構也很龐大。有文獻表明，漢代「樂府」的職能，主要採集和整理民間音樂，同時，為了滿足宮廷音樂生活的需要，又須創作或編寫歌辭、曲調，以及演唱或演奏。

在隋唐時期，燕樂盛極一時。隋代建立了宮廷宴飲、娛樂用的「七部樂」、「九部樂」，標誌燕樂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詩樂」是唐代詩歌與音樂巧妙結合後，所出現的極具特點的文化現象。唐代文人的詩作，大多用於歌唱而且很受社會歡迎。上至皇帝，下到平民，到處都可以接觸到詩樂，如在韓翊的《送鄭員外》中道：「孺子亦知名下士，樂人爭唱卷中詩」，這表明詩樂的普及程度已深入社會各層面。又如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又稱《陽關三疊》）不僅在當時廣為流傳，而且也被後世傳誦。唐代所興盛的詩樂，得益於有序的音樂機構，如專門管理雅樂和燕樂的「大樂署」、專門管理音樂藝人的「教坊」和專門管理儀仗鼓吹音樂的「鼓吹署」、專門學習《法曲》的「梨園」；這些音樂機構，為唐代培養音樂人才和引導音樂時尚，提供了先決條件。

宋代市民音樂在中國音樂史上很突出，尤其是「說唱音樂」最為突出。此時，民間音樂在宋皇帝的提倡下大放異彩，甚至成為宮廷音樂的一部分。這也標誌着中國音樂藝術的新時期。宋代的「詞樂」中，自然要提到被後人稱為宋代「詞樂第一人」的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姜白石擅長借景抒懷，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如《杏花天影》、《鬲溪梅令》、《揚州慢》和《淒涼犯》等等。元代的《雜劇》是「曲」（演者唱的歌曲）、「白」（演者的語言）、「科」（演者的舞台動作）三者為一體的戲劇形式。其代表人物有關漢卿、馬致遠、鄭祖光、白樸，後人稱他們為「元曲四大家」。

明清時期，是中國音樂史上的收穫及集大成時期。從豐富的說唱音樂到戲曲音樂聲腔的興盛，從器樂藝術和器樂演奏形式的多樣性到獨特的地域風格和傳承方式，從歷代律學家們孜孜以求「黃鐘」之魂的理想，到朱載堉的「十二平均律」（即「新法密率」）理論等等，無不體現了明清時期「書山曲海」且如花似錦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