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发现“地久耕则耗”。要解决这问题，宋代农学家陈阐认为，田种三五年地力就衰竭的说法是不对的，只要重视施肥，或掺用客土，土壤是可以改良，地力是可以提高，而且能保持地力常年新壮。元代王祯继承这看法，他认为，只要重视积肥、施肥，并采取相应措施，土地仍能做到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这是宋元时代对土壤肥力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

古人有时将种地称为“治地”，这个“治”如同我们今天所说治病的治。对症下药的思想用于农业，就有“粪药”的出现，意思就是用粪如同用药，起初是根据不同的土壤，选用不同的肥料。《周礼》中“土化之法”即有这种思想萌芽，而最完整的表述则见于宋代的《陈农书》。以后在实践中又有不断发展，用粪时不仅考虑到土壤的性质，即土宜，还考虑到气候和作物等因素，即时宜和物宜。典型如看苗施肥。就粪而言，又有生熟之分和剂量大小的差别。

很早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原产南方的柑橘移种到淮河以北的地方就会变种而成为枳。一切生物只能在它的故土生长，逾越这个范围，就会发生变异，甚至死亡。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元代孟祺等农学家认为，将原产于边疆地区的棉花引种到中原也能成功，有些地区引种失败，不是风土问题，而是技术上的原因。明代徐光启也以大量事实证实异地之间是可以相互引种，即使千百之中有一二不宜，也是“寒暖相违，天气所绝，无关于地。”而且亦引进了纬度的概念。风土论的确立，为元代棉花，以及后来明清时期引进玉米、烟草、番薯等推广铺平了道路。

天时、地利、人和是古人常常要考虑的三个因素，在农业生产时更是如此。今天看来，天，主要指气候条件；地，主要指土壤；人，则是农业的从业者。三者的作用各不相同，又以人最为重要，因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王祯《农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只有“顺天时，量地利”，才能做到“用力少而成功多”（《齐民要术‧种谷》。也就是说，三才之中，人虽有主动性，但也必须顺应自然，而不能违反自然。这就是三才说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