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夏，胡适作为中英庚款谘询委员会的中方首席代表赴英参加会议。在伦敦经过艰苦细緻的工作，达成了大体有益于中国的协定。在欧期间，他曾到伦敦、巴黎的图书馆查阅敦煌资料，颇有收穫。年底转赴美国，在那裡完成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最后手续，1927年4月返国。途经日本时稍事停留，与日本学者铃木大拙、高楠顺次郎、常盘大定、矢吹庆辉等接触。儘管他们之间见解各有异同，但保持了长久的学术交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两天后应邀南下，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此前，在对日问题上，胡适一直保持低调，至当局表示要抗战，胡适才逐渐改变态度，拥护抗战。9月，受蒋介石之托，出访美、欧诸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援助。次年受命担任驻美大使。在任期间为争取美援，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的了解，奔走不懈，颇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各界领袖人士的尊重。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任，仍留居美国，重操旧业，做起历史考证的学问。直到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于1946年返国。
1938年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时，胡适在欧洲。对于这项任命，中美朝野皆表欢迎。担任大使后，胡适自觉责任重大，向政府表示将“以全副精神应付”。他认为他最大的责任，是使中美两国相互理解，尤使美国朝野充分了解中国抗战的意义以及坚持抗战所遇到的困难。胡适于10月正式展开外交活动，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促使美国修改中立法案，以减少美国援助中国的阻力。他为了配合政府派出的专门代表争取美援，与美国财政部长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他与陈光甫紧密合作，成功争取到对支持抗战极有意义的美国援助。蒋介石为此曾特别发电报表示感谢和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