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其中既包括社会思想，也包括文艺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等，其触角几乎遍及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闪光的思想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救救孩子”是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结尾发出的震聋发聩的声音。鲁迅认为，在旧中国，穷人的孩子挣扎在死亡线上。阔人的孩子养尊处优，娇声娇气。中流家庭对孩子或者任其跋扈，或者终日呵斥──这样的家长，只不过是製造孩子的机器，而不能称其为人之父母。鲁迅指出，新时代合格的父母，应该以无我的爱为后起新人而牺牲，给孩子以理解和指导，使他们具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鲁迅早年有一篇关于面子问题的谈话，题为《面子及闸钱》。后来又写了一篇《说面子》，收入《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好面子是一种精神现象，也有外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但在中国，所谓有没有面子，跟家族制度、封建礼教、伦理观念及所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因此“有面子”或“丢面子”往往因人而异。鲁迅认为要面子是好的，但如果仰慕虚荣，不敢正视现实，使“面子”成为一种善于变法的“圆机活法”，“要面子”跟“不要脸”就会混同起来。比如有一个绅士四大人呵斥站在他门前的小瘪三滚开。小瘪三反以此为荣，四处向人夸耀，说：“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

1925年，鲁迅在《坟‧看镜有感》一文中，提出了要以汉唐气魄，放开度量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见解。后期，鲁迅针对中国一向奉行的闭关主义，更鲜明提出了“拿来主义”的主张。所谓“拿来”，首先要求放开度量，放出眼光，积极引进，其目的是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1908年8月，27岁的鲁迅在《河南》月刊第7号发表了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文章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大意是：在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中要稳操胜券，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人，人的综合素质提高了，甚么事情都可以办好。他当时认为，“立人”的重要途径是“尊个性而张精神”。“尊个性”就是要尊重不同人的人格和价值，既发扬自己的个性，又同样尊重独立特行的他人的个性。这是我们民族获取永不枯竭的创造力的根本保证。“张精神”就是不要因物欲蒙蔽而熄灭了内心追求真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