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很特殊的作用，它是古代中外交通和经济、文化交往的鼎盛时期，不仅海路，陆路亦很通畅。在中非文化交流上也是如此。元代中国与海外各国交往范围大面积扩大，人员也增多，超过历代，仅中国海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就有二百余处。

如果说唐代中国在西印度洋的航线是侧重于波斯湾一带，而宋代则侧重于红海曼德海峡和东非沿岸一带，那么元代在印度洋的航行活动则全方位扩大，不仅重回波斯湾，而且其航线又囊括了东非沿岸直至马达加斯加岛。

元代疆域广阔，国际条件有利于中国人纵横万里，七海扬帆。元朝同位于波斯湾地区的伊利汗国关系密切，有陆路和海路交通，特别是海路交通四通八达，南海航路商舶频繁往来，安全可靠，为中外人员往来、互访提供了空前方便的条件。元代另一位由政府派遣的航海家、海运千户杨枢曾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由北京出发，大德十一年（1307年）抵达波斯湾忽鲁模思。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同一时期，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元廷派正副使到摩洛哥刁吉尔港取豹子，估计这段路程，大型兽笼陆上长途搬运不便，回程只能走地中海航线。元使运兽船舶从尼罗河口进运河，再入红海横渡西印度洋到印度南部西海岸的故临，可能按惯例在此换乘更大的中国商舶回国。中国宫廷喜好网罗非洲大型猛兽供皇帝、文武百官和百姓欣赏，满足其猎奇心理。这一习俗不自明朝始，在元朝便已相习成风，以致不惜花费巨资从大西洋岸边摩洛哥万里迢迢运回豹子等大型猛兽。

元代造船和航海技术大有长进，居于十三至十四世纪世界前列。元船航速加快，航期缩短、安全可靠成为各国商人和使臣首选对象。元朝的对外贸易政策较历代中国王朝都更加开放，允许民间海商经营海外贸易，甚至由政府出船出本钱“承包”给海商出海贸易。这种官商并举政策收到很大效益，不管是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源都从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中国海舶频频出海，无论是波斯湾、红海亚丁湾、印度故临港，甚至东非沿岸诸港都停泊着许多正在装货、卸货，或者在驻泊候风的中国巨舶。

中国商舶在东海太平洋、印度洋所开辟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航线，以及陆地商队开拓的长时间畅通的陆上丝绸之路都对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