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很特殊的作用，它是古代中外交通和經濟、文化交往的鼎盛時期，不僅海路，陸路亦很通暢。在中非文化交流上也是如此。元代中國與海外各國交往範圍大面積擴大，人員也增多，超過歷代，僅中國海舶到過的國家和地區就有二百餘處。

如果說唐代中國在西印度洋的航線是側重於波斯灣一帶，而宋代則側重於紅海曼德海峽和東非沿岸一帶，那麼元代在印度洋的航行活動則全方位擴大，不僅重回波斯灣，而且其航線又囊括了東非沿岸直至馬達加斯加島。

元代疆域廣闊，國際條件有利於中國人縱橫萬里，七海揚帆。元朝同位於波斯灣地區的伊利汗國關係密切，有陸路和海路交通，特別是海路交通四通八達，南海航路商舶頻繁往來，安全可靠，為中外人員往來、互訪提供了空前方便的條件。元代另一位由政府派遣的航海家、海運千戶楊樞曾於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由北京出發，大德十一年（1307年）抵達波斯灣忽魯模思。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同一時期，據《經世大典‧站赤》記載，元廷派正副使到摩洛哥刁吉爾港取豹子，估計這段路程，大型獸籠陸上長途搬運不便，回程只能走地中海航線。元使運獸船舶從尼羅河口進運河，再入紅海橫渡西印度洋到印度南部西海岸的故臨，可能按慣例在此換乘更大的中國商舶回國。中國宮廷喜好網羅非洲大型猛獸供皇帝、文武百官和百姓欣賞，滿足其獵奇心理。這一習俗不自明朝始，在元朝便已相習成風，以致不惜花費巨資從大西洋岸邊摩洛哥萬里迢迢運回豹子等大型猛獸。

元代造船和航海技術大有長進，居於十三至十四世紀世界前列。元船航速加快，航期縮短、安全可靠成為各國商人和使臣首選對象。元朝的對外貿易政策較歷代中國王朝都更加開放，允許民間海商經營海外貿易，甚至由政府出船出本錢「承包」給海商出海貿易。這種官商並舉政策收到很大效益，不管是國家財政或地方財源都從海外貿易獲得巨大利益。中國海舶頻頻出海，無論是波斯灣、紅海亞丁灣、印度故臨港，甚至東非沿岸諸港都停泊着許多正在裝貨、卸貨，或者在駐泊候風的中國巨舶。

中國商舶在東海太平洋、印度洋所開闢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航線，以及陸地商隊開拓的長時間暢通的陸上絲綢之路都對中外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極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