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理學發展的線索

理學是宋、元儒學的特色，極具有代表性，往往就用新儒學來概括。而朱熹是集大成者，南宋後期到整個元代，朱子之學幾乎又成為儒學的核心及代表了。元代理學發展的路線，可以說是朱子學傳授由宋到元主要的幾個人物線索。一是北京的趙復和太極書院，傳授到姚樞、許衡、竇默等重要儒士，另外同樣有北上的硯彌堅，他在地方教學十多年，以劉因、滕安上為著名的受學者。二是浙江金華地區的流派，朱子的女婿弟子黃幹，號稱得朱子的正統，傳授給何基、王柏，三傳到元代金履祥，再傳給許謙。三是江西地區，由黃幹子弟饒魯傳給程若庸，經幾傳以後到元代吳澄，但他又受陸九淵（象山）的學脈所傳，是融合朱、陸學派的少數人物。這些都是極為簡略的大要。這種學派、師承、傳授、門人、講友等相當複雜，更不用說他們學說的內容及異同了，在《宋元學案》裏大體可以進一步了解。還有要注意的是這些代表人物講學傳授是在各種場域中，不限於僅在學校，他們的學生、弟子日增月廣，再傳、三傳等始能發展。其次是制度的配合最為有效，如各級學校、科舉制度等，這些在蒙古統治的元代不是理所當然，而是要極力爭取以實現的。除去制度層面了解以朱子學為核心的儒學傳播外，還可以從儒士們的學說闡述和工作上，得以知道朱子學的興盛狀況；確立了朱子學說的權威地位。

著述上的闡發或模仿

在討論正統、道統問題上所見較多，都本着朱子《通鑑綱目》義理，論說歷史的春秋之法，以是非論正統；不許亂臣賊子的地位，甚至還評論《資治通鑑》以曹魏為正統的失誤。在道統上完全遵循朱子所建立的道統觀，並以朱子為聖學道統的繼承者。對於理學的哲學觀點，經學上的論說，小學的解讀，四書的義理等，常見對朱子的再度闡發，或者模仿朱子的著述和見解來寫作。因此在元代和以後的一些學者曾對這種現象加以批評，說元代在儒學上雖有著述，但都沿襲朱子的意思，並沒有甚麼新意。事實上大體不錯，元代儒學有相當的發展，在著作方面雖然不少，但幾乎全是朱子學說，缺少創新或者不同於朱子的學說。朱子學高深完備，已集新儒學大成，本難突破，而且元代儒士原意是在於維護儒學的延續及發展，對現成的朱子學加以闡釋、解說，使受學之人更加詳細明白，在當時的環境中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法。

著述上改正不合朱子之意

尊崇朱子思想為儒學正統的地位，就會有衞道的情緒，於是被認為不合朱子之意的地方就受到修訂和補充。通常是認為朱子之後，因各家學說有失去朱子本意的地方，有的舛誤，有的泛雜，有的是缺乏完全了解而產生牴悟等等。這種改正並不容易，必須本身對朱子學要有充分了解，其次是要能看出不合或違背的地方，但是否能避免個人的主觀認知？這倒是不易解決的問題。所以有元代儒士說：人人都學習朱子學，但是否都真的懂呢？一方面說元代朱子學太過獨尊而氾濫，一方面也指出對學說理解的主觀性。有些學者、儒士的改正方式是對隱晦不明處加以引申說明，對不完備處再予以補充，對違背處就刪除去，務必以朱子本意為標準作出這些方式的改正。

其他的幾個方面

刊書和譯書方面，深通蒙文的趙璧，他翻譯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疏解《四書》供北族人士閱讀，以及用《四書》教授當朝顯貴。至於其他經、史書部分也有蒙文翻譯本供閱讀或講解。在理學方面就以學校和科舉所需，因而《四書》、《五經》文史書等，民間刊印普遍，更不用說朱子的著作應是社會中頗為暢銷的。元人著述多發揚朱子學，出版許多理學相關書籍，也應受到青睞，但市場的詳情還不清楚。

說元代儒學全然遵從朱子學，其實也不盡然。像金履祥對《大學》的疏解，朱子《論語》、《孟子》的考證，都有所見而不同於朱子。又如吳澄對《五經》的解說，許謙的《詩經》、《尚書》研究，並不同於朱子學派。他們仍本着宋人的懷疑精神及創發新義的態度，沒有隨尊朱潮流而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