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外交部發言人背後的故事

如今,外交部發言人的名字可謂家喻戶曉,「刷存在感」、「非誠勿擾」、「做人不能太美國」等一些「金句」也常常為人津津樂道。台上魅力四射、怎麼都問不倒的外交發言人,背後又有哪些故事呢?

2019年10月23日,一封掛號信來到青島超銀小學二年級4班成果小朋友的手上,令她欣喜不已。黃色的牛皮信封上紅色的印刷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分外顯眼。

這是來自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的一封回信,隨信函附上的還有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耿爽的簽名信封。

事情還要從國慶節前成果寫給外交部的一封信說起。

「尊敬的新聞發言人叔叔阿姨們,我常在電視上看到你們充滿智慧的回答,體現了強大的自信和應變能力,讓我對外交官的工作十分憧憬。作為一名小學生,我一定好好學習,希望長大後也做一名出色的外交官。」

如今,對外交部發言人充滿欽慕之情的不只是小學生,他們的名字可謂家喻戶曉,「刷存在感」、「非誠勿擾」、「做人不能太美國」等一些「金句」也常常為人津津樂道。台上魅力四射、怎麼都問不倒的外交發言人,背後又有哪些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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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春瑩(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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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只說不答到來者不拒

新中國成立後,外交部雖舉行過多次記者招待會發佈新聞(如1965年9月29日,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陳毅在人民大會堂的記者招待會就有300多名中外記者進行採訪),但一直未形成制度。

到改革開放時,中國已與120多個國家建交,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逐漸加入了一些國際組織。世界需要了解中國的立場,國內民眾也希望聽到政府的聲音。外交部新聞司在八十年代初有了建立發言人制度的想法。

此時的一個國際事件成為了最佳契機。在中蘇有意緩和關係的背景下,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於1982年3月24日,就兩國關係發佈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講話,鄧小平要求外交部立即作出反應。

3月26日,在外交部主樓的門廳,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錢其琛發佈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歷時7分鐘,七八十位中外記者圍攏在錢其琛的周圍,站着參加了第一次新聞發佈會。

1983年,中宣部與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聯合下發了《關於實施<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和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要求對外部和對外關係較多的國務院各部委建立新聞發佈制度。3月1日,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作為新中國第一位正式的新聞發言人向中外記者宣佈:「中國外交部從即日起建立發言人制度。」記者們不用站着,可以坐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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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懷遠(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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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創立之初,每周只舉行一次記者會,僅發佈消息,不回答提問。從1983年9月起,改為每月第一場記者會回答提問。從1988年起,每場記者會都回答提問。1995年起,記者會改為每周兩次,周二、周四下午各一次。1997年把現場交叉傳譯改為幕後同聲傳譯。不僅如此,外交部新聞發佈會還取消了對記者提問次數和發佈時間的限制,直到無人發問才結束。上世紀末擔任發言人的孫玉璽說,在發佈廳內,他最長經歷過兩個小時40分鐘的發佈會。

跨入新世紀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媒體獲取信息的渠道。同時,中國逐漸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立場主張愈發關注。外交部發言人制度「與時俱進」,設立了24小時值班手機,全年無休接受媒體提問,用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回應關注。

2011年9月,例行記者會改為每個工作日舉行,中國外交部成為繼美國國務院後,世界上第二個每個工作日都舉行記者會的政府部門,被外媒視作中國改革開放深化的一個重要標誌。

隨着新媒體時代來臨,外交部又建立了網站,開通了微博、微信,用多媒體手段提供發言人在記者會上的發佈內容和答問,方便了中外記者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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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發言人的素養

外交部曾有一位部領導,在回家探親時被村裡的老人殷切叮囑:繼續努力,爭取當個外交部發言人。這樣的笑話代表了不少人的錯覺和誤解。那麼,外交發言人究竟是多大的官呢?

外交部發言人只是外交部的中層部門負責人,由新聞司司長和兩位副司長擔任。外交部發言人並非終身制,作為高級外交官,他們也會輪流到駐外使館工作。

30多年來,已有29位外交部發言人交替亮相。其中女性有5位,分別為:李金華、范慧娟、章啟月、姜瑜、華春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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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發言人有24位,分別為:錢其琛、齊懷遠、俞志忠、王振宇、馬毓真、李肇星、金桂華、段津、吳建民、李建英、沈國放、陳健、崔天凱、唐國強、朱邦造、孫玉璽、孔泉、劉建超、秦剛(先後擔任過兩次)、馬朝旭、洪磊、劉為民、陸慷、耿爽。

當一個發言人需要具備哪些素質呢?對此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前發言人沈國放認為,最主要的是對祖國要忠誠,要了解和熟悉國情,掌握外交政策,還要堅持原則並有靈活善辯的能力。有一點幽默感會更好。當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反應要快。最好各個方面的知識都要掌握一點,用英文說就是「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有些學者認為,勝任發言人這一角色,要有淵博的學識、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維,還要善於掌握「新聞眼」。

不管怎樣,以下幾點素養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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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開報道可以看到,外交部發言人多具有優秀的外語技能,在擔任發言人前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和駐外使館工作經歷,應變能力、語言表達能力較強。

而離開發言人崗位後,他們當中不少都成為活躍在國際舞台的知名外交官,像錢其琛、李肇星擔任過外長,陳健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直接出國擔任大使也是發言人的「常用通道」,他們多數在卸任後被外派,再赴外交一線。例如,章啟月卸任後接連擔任駐比利時王國和印尼大使;沈國放卸任後擔任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大使;崔天凱為現任駐美大使等等。當然,也有像劉建超這樣,在擔任駐外大使後一度離開外交系統,然後再回到外交領域的。

劉建超成為外交部發言人時只有38歲,是任職時最年輕的發言人。2008年12月16日的新聞發佈會上,當記者問到美國總統布殊被扔鞋子一事時,他的回答相當巧妙:「這件事也提醒我在這裡觀察誰要舉手提問題的時候,同時還要注意誰在解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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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超(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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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不倒」的秘密

每天面對這樣那樣的問題,有的還十分刁鑽,外交部發言人是如何做到對答如流、「問不倒」的呢?

其實發言人也是人,不是神。難不倒的背後是一個團隊或者說是一套完備的機制的支持。

大家在電視上看到的發言人答問,是發言人工作的最後階段和成果。發言人在舉行發佈會之前,要做大量準備工作,具體來說主要有兩項:設想記者可能提出的問題和準備表態口徑。有數十人的新聞司新聞發佈處(現為發言人辦公室)則是專門負責協助發言人工作的機構,以前也被稱為「口徑處」。

問題設想得全,就可不打無準備之仗,避免在記者會上陷於被動。表態口徑是國家外交方針、政策的具體體現和表述。高質量的口徑是保障發言人工作效果的最關鍵、最重要的因素。

那麼,外交部發言人的表態口徑是如何制訂出來的呢?

發言人與發佈處人員一起設想問題,草擬口徑,然後將這些問題連同口徑草稿發到外交部有關地區業務司會簽。在各司,先由主管人員和處長審閲修改,然後交司領導審改。有些口徑還需要報部領導審定。如果涉及其他部委,還需送交有關部委會簽。有些重要口徑,需經過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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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過程可以看出,表態口徑是依據外交政策,針對具體問題的具體情況,經過反覆研究、推敲、斟酌制訂的。發言人工作是一項重要的全部性工作,發言人在發佈會上的應對,是整個外交部共同努力的結果。表態口徑的制訂過程,也是各個司局上上下下協調看法和政策的過程。

換句話說,發言人不是在發表個人看法和意見,而是在外交問題上代表中國政府表態,實質上只是政府的「代言人」。「外交工作,授權有限」是發言人工作的戒律。同時,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複雜性也造成了外交語言與常態語言不同,往往更加委婉、含蓄、模糊。曾常年擔任外交部發言人主要助手的鄒建華為外交發言人的常用表述進行了「翻譯」(實際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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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交部發言人外,國家統計局、國台辦、國防部等部門發言人也先後走上前台。特別是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後,國家進一步完善了新聞發言人制度。中央國家機關、地方政府乃至社會團體、群眾組織等明顯加快了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設步伐。

2007年4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頒佈,明確政府有公開信息的義務,保障了民眾的知情權。更多的政府部門開始進行常態性的新聞發佈。

 

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程曼麗教授認為,30多年来,外交發言人制度經歷了從單向發佈到雙向互動、從單一發佈到多種渠道發佈、從傳統媒體發佈到多媒體發佈的過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越來越成為國內外各界認識和了解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平台,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機制在改革開放中誕生,伴隨改革開放進程不斷深化完善,成為中國聯繫世界、政府聯繫公眾的橋樑,為推動建設透明政府、營造良好的國內國外輿論氛圍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成為中國政治文明進步的象徵之一。

 

 

參考資料: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

《外交部發言人揭秘》 鄒建華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年

《十年:新聞發言人面對面》 程曼麗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4年

《外交部發言人制度是怎樣建立的》 李建英 澎湃新聞 2019/1/25

《見證中國開放——外交部發言人制度走過30年》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2013/12/12

《外交部發言人的那些事兒》 鄒建華 青年博覽 2014年第22期

《走出聚光燈的外交部發言人》 王亞宏 東西南北  2012年第6期

上載日期:
2020年0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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